王莽为何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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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位历史研究者的充满现代调侃意味的王莽改制内容,虽然有点熟悉也有点陌生,甚至可能还有点偏颇,比如“废除奴婢制度”,似乎也不尽然,按照史书正经八百的说法,应该是改奴婢为“私属”,且不得买卖。

  不过,按照相当同情并声援王莽的胡适博士的说法,说“废奴”也是讲得通,毕竟是禁止买卖,和废了也差不多。他甚至还认同王莽的“土地国有、均产”等政策,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有的史学家还认为王莽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所限,最终轰轰烈烈地失败了,他也逃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铁律的惩罚。

王莽为何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就是上文提过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几项,其后又改币制、官制和地名,甚至于把属国族名和首领名号乱改,把盐、铁、酒、铸钱和山林泽地收归国有,最大的特点就是“托古改制”,比如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复古周礼,依照周制推行新政,以遏制西汉末年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人心不古的严重社会危机,实行德政、仁政,这种缘木求鱼、脱离实际、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改制遭到激烈反对之后,又通过严刑 峻法进行强力压制,致使反抗愈烈,社会动荡加剧,很多政策被迫朝令夕改,无所适从(如地名多次改动,连送公文送信都搞混了,土地和奴婢买卖禁令后来因实行不了只得废除),看似对各方都有利的改制,却把王莽逼上了绝路。

  为什么王莽充满理想色彩的改制,最后却让他走上政治不归路了呢?这就得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讲起。

  王莽所处的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很多农民失去土地,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流民增多,人心浮动,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在这种“信任危机”的干柴烈火式的革命前夜,为了缓和矛盾,挽回威信,才头脑发热、一厢情愿地“病急乱投医”,自上而下脱离实际进行改制,且推行手法过于食古不化、简单粗暴,在各方利益都受损害的情况下,当然遭到激烈反抗,最终不能让新朝股市止跌回升,甚至还跌到谷底,同时迅速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刘秀等南阳豪族趁机起兵反莽,新朝遂告灭亡。他的失败,完全是违背客观规律使然(如土地 改革、币制改革),是开历史倒车的“逆天”改制,下场凄惨可以预见。

  按照史学家葛剑雄的观点:“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虽然是一个出发点很好的改制,因为操作过急,没有必要的铺垫,且执行不顺时又采取了一些人所不齿的过头强制措施,逐渐失去群众基础,最终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以前拼命聚集笼络的政治粉丝掉了一地,民意基础也开展松动。

  利益果然是人们万试万灵的行动准绳。

  事实上,王莽当时不可能满足各方利益。让贫民百姓无偿获得土地,就必须触动豪强地主的利益;而增加官员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就必须加重赋税,眇此消彼长,二者不可兼得,除非采取“驼鸟政策”,装聋作哑。

  比如恢复井田制,“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这等同于在田地多多的地主豪强身上虎口夺食,最后没有有效强制措施,遭到激烈抵抗后只好作罢;又比如禁止奴婢买卖,也是遭遇了同样情况,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却让失地农民少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贫富两方都全得罪了,禁奴也步土地新政被废止,白忙一场,不如不改。其他如币制仿古、地名人名乱改,还涉及到边疆政策,更是穷折腾的样板,本来就是笑话一场。

  最要命的是,王莽改制期间,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三天两头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黄河决口,灾民众多,且国库空虚,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王莽那一边。这逆天的改制,除了加速社会革命的到来,王莽不可能捞到任何政治资本,也不知他那时是怎样想的,等待他的也只是一场要革他新朝之命的剧烈变革时代,不久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反莽浪潮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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