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屈不挠的进谏：什么样的人叫做有德之人？

　　一

　　司马光（1019～1086年）一生，有三件事闻名：少年时期“砸缸”救友，中年以后编修《资治通鉴》，晚年罢废“熙丰新法”。

　　数百年来，学界评论司马光，亦多着眼于上述三件事。

　　实际上，司马光一生并非只限于这三件事闻名。

　　他二十岁那年（1038）考中进士以后，就入了官场，做过县官、州官，更多时间是做朝官，在朝廷的多个部门任过要职，如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知谏院、权御史中丞和审官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端明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判吏部流内铨、判集贤院等，最后死在宰相任上。

　　司马光的老友邵雍（康节）在《邵氏闻见录》中赞其为“脚踏实地”的人、“九分人”（十分的完人是不存在的）。确实，司马光每任一官，都忠于职守，并能打开新局面。所以，评价司马光时倘若只着眼于世俗社会所熟知的三件事，必定是不全面的，且易失之偏颇。

　　二

　　司马光四十二岁到四十七岁（1061~1066年）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有六个年头，做过两届知谏院（每届三年）。

　　知谏院是谏院的领导人，专职监察和参议，上至皇帝、下至百官，皆可弹劾。

　　汉代以前无谏官，梁武帝萧衍始置专职谏官，唐朝叫“补阙”、“拾遗”，但职权不大。宋朝开始，谏官作用空前加强。真宗天禧元年（1017）设“谏院”，有谏官六人，称“司谏”、“正言”，领导人叫“知谏院”，由他官兼领称“同知谏院”。仁宗以前，谏官由宰相直接领导，谏官也由宰相遴选。这样，谏官对宰相的批评便不能不心存忌惮。就在司马光任知谏院前不久，仁宗皇帝为了更好地发挥进谏职能，把遴选谏官大权收归自己手中。这样，谏官就可抛弃顾虑，对四海之事、天下之政、得失利弊皆可进谏。谏官地位重要了，入选谏院之人一定要有实际工作经验，又要有学识、有威望的一时名流。所以，社会上对谏官都高看一眼。

　　谏官也不宜当。朝廷规定：三年一任，一般不能连任；上任后，三个月内无谏诤，便被视为不合格，解除职务；如果谏言不当，触怒权贵，还会遭到不测。所以，谏官承受的政治风险很大，知谏院身为谏官的领导人，风险自然更大。在北宋王朝，多数谏官都做不满三年任期便离开了谏院。

　　司马光是一位历史学家，他通观古今，对治国安邦的道理有深入的研究；司马光此时又在北宋王朝做了二十多年地方、朝廷的官吏，对北宋社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切肤之痛。他有一肚子的政见要倾吐，谏官一职，恰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嘉祐六年（1061）六月末，“起居舍人兼同知谏院”的诏命一下，七月初一，他便迅速到谏院就职了。

　　三

　　司马光六年的谏官生涯，以敢于进谏而知名。他去世多年后，人们对他的儿子司马康，不呼其名，而称“大谏之子”（邵雍《邵氏闻见录》）。

　　受诏之后，司马光曾作诗明志：

　　其一

　　恩与乾坤大，身如草木轻。

　　何阶致明主，垂拱视生平。

　　其二

　　秋水浮槎客，漂如一叶轻。

　　鸥群需仗言，鲸口几忘生。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八）

　　不久以后，他又写了著名的《谏院题名记》，内中说：“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当时的北宋王朝已失去太祖、太宗时期升平的景象，内忧外患丛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愈演愈烈。十几年之前，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曾发动过“庆历新政”，冀图改革积弊，仁宗皇帝开始支持，后又反对，使“新政”流了产，充分反映了仁宗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

　　司马光通过历史研究，得出一个认识：“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庆历新政”流产的现实，也充分印证了他的认识。所以，他把进谏的矛头首先对准了仁宗皇帝。

　　第一道谏札叫《陈三德上殿札子》，针对仁宗皇帝优柔寡断的性格，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接着进行具体解释：

　　仁，不是柔弱姑息，而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

　　明，不是对小事的苛察，而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武，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排除干扰、坚持不懈。

　　仁、明、武三者兼备，国家大治。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缺则亡。

　　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了一道有关“致治之道”的谏札，名叫《言御臣上殿札子》。这道谏札针对北宋王朝多年以来用人不问政绩，只靠熬年头升官的弊端而发，指出：“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

　　司马光谈到这两道谏札的作用时说：“仁、明、武，所出于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这就是说，司马光的进谏已经涉及仁宗皇帝的个人修养以及施政重点。

　　一般的谏官上任伊始，谁敢这样教训皇帝？司马光就敢！不但敢，还十分自信。他说：“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

　　这时的仁宗皇帝已被内政、外交搅扰得无计可施，看了司马光有针对性的进谏，不禁眼前一亮。所以不仅未予拒绝，反而十分重视，将《陈三德上殿札子》留在禁中，把《言御臣上殿札子》送到中书省去具体实施。

　　司马光善于进谏，这从“建储”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仁宗身体素质较差，也无生育能力，所以没有皇子。嘉祐元年（1056）春节，皇帝依例要在大庆殿接受群臣的祝福，可是，当百官刚刚就列，他却从龙椅上跌了下来。这一年仁宗四十六岁。满朝大臣都晓得皇帝无生子能力，一来不敢进谏，二来无缘进谏。这一下出现了时机，许多大臣都进谏早建储嗣的问题。这时司马光还是并州（治今太原）通判，人微言轻，可是他出于一种政治自觉，也进谏了“建储”问题。此时，要“建储”就要从侄辈中挑选。仁宗并不情愿，总盼望后妃们会给他诞下龙子。所以，许多重臣关于“建储”的谏言，他均不予理睬，对司马光这样一个小小的并州通判的谏札，更不会当成一回事。

　　六年以后，司马光就任知谏院时，仁宗皇帝的身体更差了，可是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挑头进谏“建储”一事了，一块石头压在群臣的心上。担当谏诤之臣的司马光，是唯一合适的进谏人选。司马光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上任三月后，就上了《乞建储上殿札子》。他害怕仁宗皇帝又会把谏札置之不理，过了两三天，又直接面见陈述。这次面陈，司马光选择了一个仁宗心情好的日子，所以，未曾说完，仁宗便说：“爱卿是让朕从宗室子侄中选继任者吧？此乃忠臣良言，好久无人提起此事了。”他让司马光把谏札送到中书省存案。

　　司马光深知仁宗近年喜怒无常，又知道中书省的大臣不得圣旨，不会进行

　　实质性的工作，便进一步让仁宗亲发德音。仁宗了解司马光执著不挠的品格，便答应了。

　　宰相韩琦也是一位忠厚老臣，早已盼望皇帝的德音，听了司马光的汇报，高兴非常。仁宗皇帝早几年在宫中办了一个子侄培训班，他看中了濮王赵允让的十三子赵宗实。可是，宦官首领任守中害怕赵宗实继位后自己失去恩宠，于是从中挑拨是非。

　　十天过去了，建储之事又石沉大海，韩琦按捺不住了，问司马光，司马光内心着急，却表现镇定。又是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如果是明哲保身的人，可能会退避三舍。司马光却不惧斧钺之诛，带着谏札进宫，强硬地质问仁宗皇帝：“陛下答应办事，如今不见动静，卑臣料想有拨弄是非之人从中作梗，他们可能说，陛下富于春秋，不必急办此事。其实，他们并非为江山大计着想，而是准备陛下百年之后，仓促之间立一傀儡！陛下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唐朝不就有‘定策国老’之祸吗！

　　仁宗皇帝一听，方觉问题之严重，立即下诏立嗣。

　　宰相韩琦接了圣旨，佩服司马光的大智大勇，给司马光作了一个揖。

　　赵宗实此时已三十岁了，长期生活宫中，深知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便以居父丧为借口（其父赵允让两年前去世），拒不受命。隔了一年，诏令再下，又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

　　司马光害怕任守忠、曹皇后（反对赵宗实为皇储）趁机捣乱，于是上奏了《乞召皇侄就职上殿札子》，此时，仁宗皇帝已病入膏肓了，司马光再奏《乞早令皇子入内札子》，说：“恩父之命不可违，臣子之职不可缺。”赵宗实这才进了宫。

　　几天以后，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两天之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赵宗实（改名赵曙）柩前继任，是为英宗。

　　司马光作为一位谏官，在新老皇帝权力移交这样的社稷大事中，敢于进谏，善于进谏，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

　　治平四年（1069）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欧阳文忠公集》）清朝史学家顾栋高说：“当日昌言，尤称盛世。”（《司马温公年谱》）都是指司马光为“建储”而进谏说的。

　　四

　　改革科举考试是司马光进谏的又一重要方面。

　　科举选人是宋王朝官吏的重要来源，所以，如何进行科举考试，就直接关乎官吏队伍的素质高下。

　　宋承唐制，先考辞赋，后考其他，如果辞赋不及格，便不可能被录取了。司马光认为辞赋做得好，只是文人的事，当官并不一定当得好。他在《论举选状》中明确提出，科举选人应“以德行为先”，其次是经术，再次是政事（政治见解），最后才是艺能（词赋）。为了贯彻这一改革主张，他谏议每次科举录取要留三十个名额给地方推举的“孝廉”（大约1/10到1/20）。对“孝廉”任官与进士甲科相同，而优于“明经”科。

　　什么样的人叫做有德之人？司马光的观点与许多思想僵化的老臣颇不相同。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刚任知谏院，就被抽调参加录取新科进士的工作。从四川来的苏辙参加当年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在答卷上批评仁宗皇帝不关心边防、沉湎后宫、赏赐无节。范镇、胡宿等老臣认为这样大胆攻击皇上的人，语出狂妄，不可录用。司马光则认为，苏辙直陈朝政弊端，正是忠臣之本色，是“德行”之优者。双方各执己见，最后争论到仁宗皇帝那里。这时的仁宗皇帝正欲改革积弊，认为“求直言而以直言弃之”不符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本意，苏辙被录取了。

　　司马光还主张改革“明经”科。

　　“明经”一科向来考五经、九经的背诵能力，所以一些擅长背书的人往往高中，有治国安邦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反而会落选。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主张把“明经”一科从死记硬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多出一些分析性的考题，司马光称之为“以己意裁定”。

　　司马光在《论举选状》中，还对考官出偏题、怪题的现象给予了抨击。当时的考官出题，有的不在经文中出题，而在注疏中出题；有的“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使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应试举人交白卷。朝廷不明是非，竟误认为各地方举人不精，罢免了一些地方发解官。司马光明确提出，不要罢免发解官，而应重选命题官，用“通经术、晓大义”的人来命题。

　　司马光这些改革科举的主张，同几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对科举改革的主张基本相同。

　　五

　　太祖赵匡胤惩于五代武人擅权的教训，建国后实行了一条“抑武”的国策。这一国策很快就暴露出负面的作用，到司马光知谏院的时候，禁军、厢军、乡军总数达200万人，是宋初的十倍，可是在同西夏和辽的作战中，却常吃败仗。

　　有鉴于此，司马光连篇累牍地进谏，建议整顿军队。他先后上谏《言阶级札子》、《言招军札子》、《言孙长卿第一札子》、《言孙长卿第二札子》、《言陈述古札子》、《言北边上殿札子》等。在这些谏札中，他提出三条谏议，即：一、以礼治兵；二、精练军队；三、保证经济供给。

　　最能代表整顿军队的主张的，是他上谏的数道罢刺陕西义勇的札子。

　　所谓刺义勇，就是给招募来的士兵刺字，一旦刺字，便永入军籍。司马光二十几岁做苏州通判时，就代父（司马池）写过奏章，反对在江浙刺义军。英宗皇帝刚继位的1064年时，西夏又大举进攻西北边陲，甘、陕前线吃紧。宰相韩琦率由旧章，决定在陕西诸州三丁点一为义勇，在手背刺字，得兵十五万余。不整顿军队，只靠手背刺字，实行终身禁锢，是不可能提高战斗力的。司马光在治平元年（1064）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上六道谏札，指出这是“先自困弊”的愚蠢做法。就在司马光上奏之时，刺义勇的命令已下达地方，各地百姓闻讯，惶惶不可终日，民心骚动，民怨沸腾，一些青年背井离乡逃跑了。司马光直接到宰相府，与韩琦辩论是非利弊。

　　司马光不屈不挠的进谏，给仁宗、英宗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司马光六年的知谏院政治生涯，进谏内容不止上述几方面，还包括对宫廷关系的调节，对皇帝廉政勤政的劝谕，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对贪官污吏的弹劾，对民生的关心等等，不一而足。

　　从司马光的进谏表现，看不出一点儿保守的影子。恰恰相反，我们分明看到了此时的司马光作为一位勇开顶风船的改革者的形象。

　　原文刊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3辑，原标题“司马光知谏院”，作者：宋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