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对香港的定位是将其纳入到对华禁运系统的一部分，但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香港在英国的战略观上发生了转变。
朝鲜战争结束后，出于对中国意图收回香港的恐慌，英国最终决意将香港打造成为防御的“橱窗”。
然而，一场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惨败，使得大英帝国威名扫地，甚至是使其动起了核讹诈中国的念头——1961年，48枚核弹被部署在新加坡，遥指中国，蓄势待发。
而这场核讹诈最终却是不了了之。
那么，英国人为何动了核讹诈中国的心思？最后最为悬崖勒马，选择了放弃呢？
（英国原子弹首爆）
一、帝国的落寞与香港的曙光英国自认为在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三大战胜国之一的姿态走出二战，而且战后与美国携手，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重要国际机构的创建中起了重大作用。
况且，英国还领导着拥有4.5亿多人口的英联邦，所以旧帝国的影子还在，表面看来英国保住了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可是这光鲜的背后是怎样的呢？
英国在战火中损失惨重，二战结束时其经济已濒临破产的边缘。
此外，战争还使英国欠下了巨额的外债。丘吉尔曾公开承认，“英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者走出这场战争的”。
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英国开始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相对衰落最快的时期。
五十年代初，英国所占的世界贸易额不断缩减，在1951-1954年，政府又将大量资源转入大规模的重整军备，因而失去了发展国际贸易的机会。
（丘吉尔）
英国始终一贯地努力保持大国地位，在军事上过分扩展，在财政上决策者重视国外甚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这从政府致力于维持固定的并且是过高的英镑汇率可见一斑。
英国领导人将英镑的国际作用视为一份帝国遗产，而且把它看作是英国作为一个连续的世界大国的重要尺度。
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它在国际上承担的义务都以英镑和英镑体系为象征，所以它想和美国一道重新创造一个以英镑和美元作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英国勉强支撑大国地位的做法事实上在不断损害英国的经济利益，势必使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1956年，英国就为自己的大国心态付出了代价。
当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权益遭受挑战，即使它认清了收回利益的困难，也要发动战争赌上一赌。
（苏伊士运河战争）
正如英国外交部的皮尔森·狄克逊爵士指出的那样：
“我们想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目标。一旦我们表现出软弱，那么就会削弱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然而，在这场“不能输”的战争中，英国巨人颓然倒下——国内经济在“时停时行”的波动中蹒跚进行，由此加深了英国经济的持续衰落，逐渐英国经济的发展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它开始沦为二流国家中的穷国。
这一失利成了英国整整一代人都挥之不去“苏伊士阴霾”，“帝国情结”的失落让英国人无所适从，人们开始对国家、对社会展开激烈的批判。
受此影响，文化界里也是沸沸扬扬，以上现象也成了电影、戏剧、小说和艺术表现的主题，此时在英国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愤怒的年轻人”的剧作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
（英法战败）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不仅导致了英国中东政策的大转折，也可以说造成了整个英国殖民政策的转折。
其对殖民体系是一个沉重地打击，也加速了英帝国的瓦解。
恰逢冷战愈演愈烈，重重压力下的英国对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深感忧虑，而被其视为“掌上明珠”的香港则被当作是不容有失的心头肉。
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转口贸易点，每年能够为英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尤其是中英之间大部分的贸易需要经过香港实现。
而战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其生存的需要、生产的恢复，都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物资，香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方门户，”英国控制香港就意味着英国能够在中英经贸关系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皮尔森·狄克逊爵士在1957年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在埃及失利后，当时我强烈地感到，英国已由一等国降为三等国。但是我们仍有重铸帝国荣光的希望，那就是嵌在亚洲大陆上的香港。”
而那时的我国并未明确传达出“收复香港”的意愿，只是英国人已如惊弓之鸟，看谁都像是敌人。
为了配合政府“力保香港岛”的决策，英国民众一时反华情绪极度高涨。
时任工党领袖休·盖茨科尔更是直言“英国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被分离”。
时至1960年，英国社会已经将香港与大英帝国的荣誉画上了等号，外交部在起草给内阁的备忘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及“失去香港，将导致中英关系的交恶与英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受损”。
战后的英国始终将香港视为大英帝国领土的一部分，重占香港等同于维护帝国荣光。
而中国历经二战、朝鲜战争，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硬实力，倾倒的英国怎能与中国争锋？
（香港）
因此，英国剑走偏锋，决定对中国实施核讹诈——将核武器部署在新加坡，威胁中国放弃香港。
二、帝国野心，因何破碎？英国此举绝非戏言，而是真正地付诸行动。
这一举措，与其说它是被自己的大国地位冲昏了头脑，自认为可以自行其是，不如说它是为了保有及显示大国地位而不惜冒险。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在“核武器”研发与部署这一问题上颇为活跃。
1957年3月，英美两国在百慕大举行会谈，双方并未藏着掖着，而是敞开天窗说亮话，“核武器”成了会议中的关键词。
英国表示，全方位的防御已经不再适用于英国当今的战略，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更是英国军事现代化的需要。
英国倾向于在生产氢弹的同时继续生产原子弹，并将其部署在关键区域；传统空军的指令也将减少，更多是用于保护本国的“威慑力量”。
所谓的“关键区域”令人浮想联翩，“威慑力量”的对象也让人心生猜忌——莫非两者分别代指“香港”和“中国”？
而这一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明。
百慕大会谈进行之时，英国外交部长道格拉斯亲自表示：
“核武器是打击中国以武力收复香港的利器。常规武器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传统。”
其言外之意，就是要放弃昔日的“面子”，以务实的核武器威慑中国。
那么谁能给他这样的勇气呢？显然是正和英国首相聊得热火朝天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英美双方就核试验问题达成了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足够的核威慑，核试验绝不可以停止。
百慕大会谈无疑是成功的，英美双方通过全方位的会谈，修复了之前濒临破裂的关系，英国更是获得了美国部署弹道导弹的承诺，本国核威慑能力大大增强。
（英国的“超级炸弹”）
最终在1961年，在美国的支持下，英国在新加坡部署了足足48枚核弹，剑指中国大陆。
然而，英国人却是始终未曾按下核弹发射的按钮，所谓的核讹诈也不了了之，英国人为何“怂”了呢？
这其实与冷战的严峻形势息息相关。
由于未卜的前程，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在沮丧中度过了1960年的下半年，在这一年结束时，麦克米伦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两个预测。
其一，他写到，“我感到肯尼迪入住白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坏的影响，这位新总统将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并将对我们所赞同的一些观点感到厌倦。”
麦克米伦担心，英国在亚洲的计划会让这位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感到气愤”。
其二，他推断1961年将是非常棘手的一年，因为很清楚赫鲁晓夫将在这一年重新在德国问题上施压。这样一来，英国就不可能腾出手用核武器挑衅中国。
果不其然，在1961年1月，肯尼迪入住白宫后，新任巡回大使哈里曼宣称，“有关柏林问题的一切讨论必须从头开始”。
（麦克米伦）
美国新政府的德国政策和柏林政策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为英国施加自己的影响提供了机会，麦克米伦开始思索“英国是否需要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至欧洲”。
另一方面，对麦克米伦而言，肯尼迪毕竟是陌生的，“我们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有过近20年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的悠久的伙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向他提起旧时的情谊，就这位比较年轻的新总统来说，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凭借的。”
这些又为英国推行自己的政策增加了困难，英国的核讹诈或许会使得肯尼迪反感。
然而，英国清楚地认识到，推行自己的“核讹诈”政策及处理其它国际事务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而，与这位新总统建立良好的关系便成了英国政策的当务之急。
美国选举结果公布后，麦克米伦便开始考虑与肯尼迪取得接触的最好途径。
（肯尼迪）
1961年4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与美国总统在华盛顿会晤，双方谈到核武器问题时，总统首先让艾奇逊发言。
艾奇逊指出：
“在柏林问题上利用核威慑的手段来阻止苏联采取行动的方式是不明智的，鲁莽的，甚至都不存在可信度。”
这就是说，美国对于核武器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
此言一出，麦克米伦几乎是彻底抛弃了核讹诈中国的幻想。
战争的残酷使得世界都对来之不易的和平愈发地珍惜，英国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匙，将自己置于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一样的四面楚歌的凄惨境地。
因此，英国人一直不敢按下发射核武器的按钮。
而除去美国这一外部势力的“干预”外，作为“当事者”的中英双方，之间的力量也发生了反转。
三、帝国衰落与中国崛起
当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加急了对核武器的研发工作之后，很快就面对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英国没落）
此时，无论是从它的国力来说还是从它对于相关研发工作的准备程度来看，英国都已经无法抵抗这些压力。
最先让它陷入困境的是财政压力。
很多国家出于反对英国的目的，从伦敦大量提取英镑，导致英国的国家储备金骤减。
不仅如此，英国所预计的困难接踵而至。
面对美国对英镑的投机，它更无力支撑英镑，不得不面对英镑的贬值，这对于一向重视英镑作用的英国来说是重大打击。
而除去这些之外，英国人担心自己的核讹诈会招致苏联的反感，使得自己的石油来源以及运输面临极大困难。因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不久之前，苏伊士运河战争就是英国人自己的前车之鉴——战争开始以后，埃及关闭了苏伊士运河；雪上加霜的是，叙利亚出于支援埃及的目的，破坏了从伊拉克到地中海管道的三个抽水站，此时英国要想获得石油就不得不多花大量金钱绕道运输，这更加重了英国的财政危机。
内外交困中，英国军事行动的预期目标变得越来越渺茫，于是艾登政府被迫接受停火。
因此，英国畏惧因为核讹诈使得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遇，并不敢贸然行事。
由此观之，英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已经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面对英镑的崩溃、石油的危机、经济的掣肘、苏联可能进行的干涉，以及联合国的谴责，英国已经难以挪动脚步。
而与惨淡的英国相比，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正是腾飞之时。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50年代中期。
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核工业发展状况，并且向英国发出警告，“中国将在1965年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肯尼迪政府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1963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在讨论有关中国核武器问题时说：
“总统感到中国拥有核武器可能是当今世界最糟糕的事情，且暗示中国在核领域的进展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美国对中国拥有核武器抱有强烈的恐惧感。
为了阻止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肯尼迪多次向苏联伸出“橄榄枝”，想要借助恶化的中苏遏制中国。
从1963年开始，肯尼迪曾多次向赫鲁晓夫表示，希望美苏能够联手，对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场地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轰炸，但是却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拒绝。
最终，中国在196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英国人核讹诈中国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碎。
结语：
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国清楚停火对它来说意味着什么——丢尽脸面事小，不仅苏伊士运河得不到了，而且它在整个中东乃至世界的地位也会从此颠覆。
然而，英国是真的支撑不下去了，不然昔日的“旧不落帝国”怎会如此惨淡收场？
为了挽救最后的荣光，英国人寄希望于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而中国三年后的核爆试验彻底摧毁了英国人的幻想。
与此同时，在中国具有了核能力以后，英国已经成为了“不入流的对手”，美国也对中国愈发得“和蔼”，中美在核问题上的分歧与争斗逐渐缓和并且向共同反对核不扩散方向发展。
而至于所谓的英国，只要稍加强硬，其便不敢再造次，完美地演绎了何谓“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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