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奏疏直言不讳

爱生活的丸子

  我国古代大多数历史时期,各级官员都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这些文字统称为奏疏。北宋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将作监丞富弼给刚刚亲政九个月的宋仁宗上了一道奏疏。富弼直言不讳地抨击身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治家不力、不敬父母、忘恩负义、纵私忿以致取笑四方。这道奏疏言之有物,畅所欲言,通篇没一句废话。原文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郭皇后自从入住中宫以来,没听说她有什么过错。陛下突然将她废斥,闹的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本朝太祖、太宗、真宗朝三位皇后抚国70年,未尝遭此不公。陛下是他们的子孙,不守祖训,治家不力,又怎能治理好国家?

宋代奏疏直言不讳

  范仲淹是谏官,犯言直谏是他的职责所在,陛下凭什么加罪于他?假使他谏言不当,也应该容忍他的错误,让其他人敢于说话。何况范仲淹的言论,大快亿万人之心。陛下纵私忿,不顾公议,为四方所耻笑,臣为陛下很不值得。

  当年庄献太后临朝当政,陛下年幼受制于人。庄献太后不敢效仿武则天那样恣意妄为,全赖几个忠臣尽心辅佐。陛下能保住这个皇位,是臣子出力的结果。如今刚过几天太平日子,就忘了旧日忠臣,罗织罪名将他们赶出朝廷。

  陛下以万乘之尊,认为废一妇人乃是小事,然而臣认为兹事体大。所谓“废后乃是家事,不听外人之言”的说法,是唐代奸臣许敬宗、李世勣的阿谀奉迎之辞,怎值得陛下效法!如果陛下执意废后,不纳谏言即可,何必要加罪谏官,加重自己的过错。如今平民百姓休妻,也须先告知父母,父母应允了,然后才敢将其遣送归家。陛下贵为天子,庄献、庄懿两位太后尸骨未寒,便色欲熏心,废黜皇后,这就是不敬父母!

  ……

  范仲淹为人忠直不屈,陛下因此亲自提拔他做谏官。听说陛下曾多次晓谕,命他事无大小必须忠言直谏,不得隐瞒。如今范仲淹听说陛下有过错马上指出来,原本就是奉命行事,谁知竟因此招来祸端,这分明是陛下在诱导、陷害他,不知今后臣子该怎样做官?即便以后每天宣旨,谏臣以范仲淹为戒,必定不敢相信陛下的话了。谏臣不进直言,绝非朝廷之福。……如果是这样,不如废除谏官算了。如果不废谏官,就应该罢黜那些对朝政缄默不言者,重用那些訐直的官员。请陛下赶快决断!

  这份奏折将近1200字,通篇都在指责宋仁宗的不是,为遭罢黜的范仲淹等人鸣冤,全文没有一句“皇帝圣明”之类的谄媚之词。宋仁宗是我国历史上的明君,史书对他评价甚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臣下对他如此指摘呢?这得从宋仁宗亲政以后的时政说起。

  北宋明道二年(1033),垂帘听政十余年的庄献太后刘娥驾崩,儿皇帝赵祯终于熬出了头。平心而论,在我国古代明君里面,宋仁宗的政治才干并不算高。亲政之初,他政治上不思进取,每日里纵情声色,夜夜笙歌,甚至因纵欲过度无法上朝,耽误了朝政。这年冬天,宠妃尚美人当着他的面出言讽刺郭皇后,郭后跳起来追打,不小心一巴掌打在宋仁宗脖子上。当年宋仁宗立后,原本看重的是张美人,而庄献刘太后偏偏为他选定了郭氏。后来张美人郁郁而终,宋仁宗从此心里有了一个结。庄献太后驾崩不久,宋仁宗不顾郭后的感受,马上追册张美人为皇后,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这次郭皇后无意犯驾,惹动了宋仁宗的敏感神经,一怒之下做出了废后之举。

  我国古代社会,废后是一件事关国体的大事。郭皇后出身名门,原本并无大过。宋仁宗借题发挥,一是对长期受刘太后压抑的反弹,二是被宰相吕夷简所蛊惑。宋仁宗亲政以来,不顾“天下凶歉,盗贼如麻,国用空虚,人心惶扰(富弼语)”的时局,不汲汲于进取,反而整日泡在女人堆里纵情享乐,正直的朝臣为此忧心忡忡。废后诏下,引起轩然大波,御史台和谏院官员纷纷上疏表示反对。但由于吕夷简的压制,这些奏疏无法送达宋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带十名台谏官员一同进殿,拍打着宫门要求面见宋仁宗陈词。吕夷简是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但郭皇后对他颇有微词,宋仁宗亲政后听信枕头风将他罢职出京。不出半年,仁宗悔悟又召其回京,重新任命为宰相。郭皇后得罪宋仁宗,怀恨在心的吕夷简在背后推波助澜,直接导致皇后被废。此刻他坚决站在皇帝一边,鼓动宋仁宗处分台谏官员,打压反对者。因此,闯宫进谏的带头人孔道辅和范仲淹被罢职,贬往地方为官,其他官员也受到罚金的处罚。

  那年富弼29岁,官拜将作监丞,是个从八品的小官,相当于现代的副科级干部。当时富弼为父服丧,奉朝廷征召起复回京,还没有接到朝廷任命,实际上并没有具体职事。可以说,台谏官被处分和富弼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富弼敢于公开上书指摘皇帝,一方面是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另一方面是当时良好的语言环境使然。

  宋代是个提倡言论自由的时代,宋太祖曾经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因此宋代绝大多数时期的言论自由是有充分保障的。正是由于“祖宗誓约”的保护,宋代的士大夫往往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仗义执言,忠直敢谏。那时的奏疏,下级对上级的批评、劾奏多是直言不讳、百无禁忌的,不需要躲躲闪闪,战战兢兢。这种语言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政坛和文坛,造就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成就了宋仁宗赵祯“为人君,止于仁”的千古美名。

宋代奏疏直言不讳

  史书记载,富弼的奏疏“疏入不報”,最终没有得到回应,但宋仁宗记住了他。这篇奏疏文字一字不落地传了下来,并被写入史传。半年以后,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担任天章阁待制,以备顾问;一年以后,富弼被任命为谏院负责人,专司规谏朝政缺失;十年后的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联名上奏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共同主持了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变法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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