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红军长征史，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这是红军长征史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
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固然非常抢眼，值得歌颂。不过作为一项军事行动，事件本身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涉及到一个完整的从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其中凝聚着团队的智慧与力量。此文试着复述这个过程，从几个方面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回顾。
一条条大江大河是红军长征中的挑战，湘江战役的错误指挥让红军损失惨重，赖有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四渡赤水又让红军起死回生，巧渡金沙江后，又一条大江横在了红军面前，那就是大渡河。
中央红军在1935年5月12日的会议上决定按照遵义会议制定的战略，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就需要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国民党方面，蒋被神出鬼没的四渡赤水搞了个七荤八素之后，再次反应过来，他亲自在5月中旬飞抵昆明坐镇，在大渡河畔部署了十五六万的军队，企图用前堵后攻的战术，将红军围歼在大渡河以南。
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可以称为“天险”的江河，它比乌江急，比金沙江宽，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此时大渡河又正在涨水期，流速超过每秒4米。
水文条件决定了，船渡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经过160多里急行军，在5月24日晚赶到安顺场，击溃驻守在这里的川军2个连。但是敌人之前就把粮食和物资转移，船只也全部毁坏或拉到了对岸，红军只找到河湾里被当地营长赖执中藏起来的一条小船。
后有追兵，即使只有一条船也要过河，过了河才有希望找到船。25日，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线，红军挑选出17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强渡大渡河成功，夺取了渡河点。
被称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在这时已被拿下，但问题并没解决，这才有了紧接着的泸定桥之战。
敌人虽然没能阻挡红军渡河，但他们并没有留下船只，渡河后船只仍然不够，加在一起只有三艘小船，靠这三条船全军渡河要花一个多月，时不我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全军船渡已变得不现实，于是经过研究后，红军决定兵分两路，分为左右纵队夹河而上，协同夺取泸定桥。
为什么是泸定桥，这座古桥是大渡河上的首座桥梁，由康熙亲自命名并立御碑于桥头。此桥宽3米，全长103余米，由13根锁链组成，向来是连接藏汉交通的纽带桥梁，能满足红军渡河需要。
在敌人方面，红军夺取安顺场后，老蒋大为震惊，严令在后追击的薛岳等部向大渡河急进。此时形势比较险恶，如果红军不能在敌人增援部队抵达之前夺取泸定桥，两岸部队就可能被分割消灭。
以上，就是夺取泸定桥之前的一些背景。
战前侦察泸定桥之战其实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第二步是攻打泸定桥；第三步还要攻占泸定桥旁的泸定城。
大渡河奔腾咆哮，左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河边是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红军左路纵队由黄开湘、杨成武的红四团为主力，一路闯关夺隘，与川军的战斗不断，一天一夜攻击前进240多里，击破众多敌军众多守备要塞，在29日早上顺利抢占了泸定桥的西桥头。
右路纵队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对岸敌军的要塞更多，速度没有左路军快，原定是左右两路同时攻击夺取泸定桥，但由于敌军守备部队随时可能增援到两个旅，故此中央决定由左纵队杨成武部抢先对桥头进行攻击，以取得先手。
正常来讲，强渡江河的战斗是战争中一种较为复杂的形势，尤其对进攻方而言，必须提前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侦察河流的水文条件和敌人的布防，以决定最合适的渡河地点，从而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
红军将士都是身经百战，自然懂得这个道理，翻阅红军长征史，渡河前必侦察是战斗的惯例。
远的不说，就看1935年1月的强渡乌江。当时奉命前往乌江边侦察的是红四团团长耿飚，那天正好是元旦，耿飚带着几个战士化装为盐贩子前往江边侦察，他们传回的情报已经比较确切了：对岸渡口守备的敌人是一个连，并探明了敌军的部署位置。杨得志仍不放心，亲自前往江边再次确认，并通过与当地百姓的交谈，得到了扎竹筏渡江的灵感。最后通过这种方式强渡乌江成功。
在抢占泸定桥之前，侦察工作也进行得很细致，这在当年参加了侦察工作的陈云忠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
陈云忠当时是红一军团第二师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员，据陈老回忆：
飞夺泸定桥前夕，作为侦察连，我们要先期而动。我有一双新布鞋，一直舍不得穿，可连长说，这次路途远，革命的双脚要保护好，我就把布鞋穿上了。
就这样，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陈云忠和战友沿着曲折的羊肠小路急行军50多公里后，来到一条夺取泸定桥的必经之路。路很陡，山顶和隘口上都筑有碉堡，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陈云忠通过仔细侦察发现，爬到左边的悬崖上，可抄到敌人的侧背，来个前后夹击才能取胜。
在后来攻击时，正是按照侦察连提供的情报，红军一部分部队在前面佯攻，一部分从左边爬上悬崖前后夹攻，击垮了敌人。这就是侦察的重要性。
红军装备简陋，根据记载，出发时8.7万余人的红军，只有不到3万支步枪，火炮38门，手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679挺，武器装备率不到40%，许多战士手里拿的是梭镖和大刀，与国民党军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这并不代表红军就不能进行火力压制。整体上红军火力不足，不妨碍在桥头这一个点上形成局部的火力优势。
1935年5月的泸定桥头，就称得上是红军成功运用火力压制的经典战例。如何进行火力压制，红军早已安排得明明白白，方案由刘伯承亲自批准：火力必须强大，轻重机枪要集中使用。3挺机枪封锁一个枪眼。各营连在沿河岸2里开外排开，组织特等射手，专打露头之敌，一定要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22勇士全身武装，长短结合，这自然不必说，在他们之外，红四团将全团的火力都集结起来为勇士们提供支援，其中一个整营的火力专门用于封锁对岸那条从竹林坪到泸定桥的惟一道路。战斗打响之后，“（红军）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
对岸的川军本就是“双枪兵”，战斗力低下，战意不坚，在这样的火力封锁下，更是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而在突击队匍匐射击前进的同时，后续部队也用随身携带的木板在铺设桥面，并随时准备着投入战斗。
这样，突击队不仅有可靠的火力和人员支援，还能大大缩短后军通过的时间，防止敌人发起反扑。
可见，飞夺泸定桥虽然惊险，但在战略层面早已算定。这是基于朱德、毛泽东等红军最高指挥决策人对部队战斗力和执行力的了解，良好的组织和管理是确保渡河成功的保障。
其实在之前的渡河中，红军的组织能力就早已体现。湘江之战惊险万分，红军固然损失惨重，但能出乎老蒋意外最终脱险，也离不开渡江过程中的井然有序。曾有多名亲历者看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亲往渡口指挥部队渡河。
金沙江畔皎平渡口，红军只有七条破败的小船，沿江峭壁上挤满了数万红军将士。这是对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巨大考验，军纪不严明，组织不得力的后果是什么，可以参考南京保卫战时的撤退情况。
不同的是，这是共产党指挥的红军。在还没到江边前，各支部队就被告知渡江纪律：队伍开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许走近渡船。
到了江边，船只早已编好号码，并规定了好了每条船能载运的人数和担数，连坐位次序也一一标明。这样一来，一船能渡多少人一目了然，各支渡江部队按照预先指定好的船只编号登船，没轮到的在远处等候。部队只能排成一路纵队上船，不许几个人同时上船，这就杜绝了争先恐后的现象。
另外，每船上还设有一名“船上司令员”，在船上他最大，即使是军团长们，上了船也得服从“船上司令员”管理。
极高的组织能力，让红军在渡过一条条大河时没有出现溃散或争抢，而这些正是军队的大敌。
飞夺泸定桥从头到尾，体现的是红军“疾战”的战术思想。《孙子兵法》有云：疾战则存， 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啥叫“死地”呢？，孙子曰：无所往者，死地也。后世的贾林又给作了注解：山川险隘，进退不能，粮绝于中，敌临于外。
这么看来，完全符合红军当时的处境，不疾战，则陷死地。
蒋介石就曾在电文中说 ：“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处此“死地”，唯有“疾战”，以雷霆之势力战敌军，尽一切力量抢先通过大渡河。
为此，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对强渡大渡河的作战指导思想是 ：“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敢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军，争取渡河的先机，迅速渡过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以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夺占安顺场后，在大渡河水急，不能架桥、泅渡，渡船不足的情况下，迅速决定兵分两路，向泸定桥急进。红四团昼夜奔袭240 里，创造了红军长征日行军的记录。在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的情况下，红军翻越高山，包抄守军后方，迅速夺取战场优势。
在夺取泸定桥的战斗中，第一梯队 22 名突击队员迅猛冲锋，以两小时的激战成功夺取泸定桥，越过天险大渡河，彻底打通北上要道。可见，兵贵速而不贵久，飞夺泸定桥就是“疾战”思想的成功体现。
正是在正确的战术思想指导下，红军依靠自身强大的组织能力与执行能力，从容穿插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成功渡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大江大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最后，以主席一首《七律·长征》为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年令石达开覆灭的大渡河，在史诗般的长征中看来也不过是起伏的微波细浪，无法阻挡红军将士的征途。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