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不寒而栗的爱情》在网络、媒体霸屏。报道提到，北京大学的一名男生，因嫌弃同学兼女友是非处女，对女友长时间进行精神上的操控、侮辱、贬损、虐待（如同“主人”对待一条“狗”），导致女友不堪精神压力和迫害而自杀，最终躺在医院“脑死亡”。
于我而言，此事让人震惊的不是男生对女生的精神操控和虐待，而是他这样做的奇葩的理由：不是处女。这种观念如果放在一百年前，犹可理解，但在自由、开放的当今时代，仍然有人坚守着这种旧式的“贞操观”，并且还是发生在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以“兼容并包”为精神传承的北京大学，着实让人吃惊。
即使在一百年前，中国人的“贞操观”也已开始受到抨击。1918年7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对其时有人对“节妇烈女”大加褒扬的论调加以痛斥：我以为我们今日若要作具体的贞操论，第一步就该反对这种忍心害理的烈女论，要渐渐养成一种舆论，不但永不把这种行为看作“猗欤盛矣”可旌表褒扬的事，还要公认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还要公认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随后，鲁迅也立即响应胡适的观点，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当然，胡适并不一律反对“贞操”，只是反对以贞操为名单纯加诸女人一方的道德绑架：贞操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正如孔圣人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位北大男生应该反省：为什么他可以有“前女友”，而他的女友不能有“前男友”；女友失掉了“第一次”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错，那他的“第一次”在哪里？在这位北大男生看来，女人只能属于一个男人，必须永远为一个男人守贞（至少他的女人过去、现在、将来只属于他），从来如此，本来如此，应该如此，这里没有什么逻辑、没有什么平等，没有什么道义。
如果这位男生仅仅是坚守这种贞操观，非处女不娶，那也是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社会、对他人无关痛痒。问题是，他明知女友“不是处女”后，仍然与其保持恋爱关系，不肯放手还她自由，而是百般羞辱她，贬损她，要她无条件顺从自己；让她拍下裸照作为惩罚；逼迫她去做绝育手术，并把输卵管留给自己……种种逾越底线的要求和行为，反映了其内心的扭曲程度。贞操观在他那里已经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杀人的工具。事实上，其持续施加的精神压迫最终摧毁了女友的心理防线，并酿成了悲剧。
法律如何评价事件中男主的行为？这是媒体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从实质上看，男主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女主的精神权益，并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应该构成刑事不法。然而实质的刑事不法还须符合刑法的构成要件，才可能被作为犯罪追究。一般而言，凡具备严重刑事不法的行为，应当尽可能通过解释技术的运用，把它解释为犯罪，但前提是不得明显突破构成要件的限制。遗憾的是，就本案而言，无论怎么解释，很难把男主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侮辱、虐待等）。原因在于，刑法对公民精神法益的保护是不完全的（多数情况下，精神迫害行为难以评价为刑法中的行为），但这不妨碍被害人家属通过其他法律手段（如民法）寻求救济。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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