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公共财政及其相关认识）

财政学论文（公共财政及其相关认识）

2.人类社会公共财政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轨迹

2002年，贾康与叶青教授合作，于《财政研究》发表论文，分析刻画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公共财产“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演变轨迹。

论文指出：公共财政，顾名思义，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

从财政学理论的严谨、彻底、全面考虑，应当在科学考察中把人们所称的“财政”做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财政概念涵盖了各类形态的狭义财政。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狭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可以特指人类社会某个具体发展阶段上的以社会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由于我们现在处于国家作为社会权力中心的社会，所以今天通常所说的财政，即为国家财政（或国家各级政府的理财），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狭义财政形态的一种。

从研究者的一般眼界看，国家财政注定还要在遥远未来国家消亡之前（如根本否定国家消亡的可能前景，则另当别论）的至少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历史阶段中存在，跳出这个一般眼界考察广义的财政，现实意义何在？我们的回答是：理论的生命在于彻底，财政理论的彻底在于勾画出人类社会中财政这一特定事物产生、存在、发展、演变的轨迹和规律，而这客观上需要有通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视野。没有这个大视野，不利于深入研究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也不利于为正确认识现阶段的财政工作、政策、改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既无阶级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包含阶级与国家形成过程、阶级社会历经不同形态的存在、再走上阶级消亡过程即社会主义初级与低级阶段）—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与此相应，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中财政发展的基本轨迹也相应地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即公共财政（原始财政）—国族财政（公共财政渐被否定过程）—非公共财政（国家财政的帝皇财政与王室财政形态）—公共财政渐进重现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将由社会主义时期完成的由形式到内容的公共性回归）—公共财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财政）。如图3-2-1所示。

在分别考察了原始财政、国族财政、奴隶制财政、封建的中世纪财政之后，作者特别论述了：随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出现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资本主义制度问世后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权力中心“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统治管理的文明形式。作为与中世纪“王室财政”对立物的“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正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应运而生，以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框架为依托，对王室财政取而代之。一整套基于公民权力平等、纳税人义务与权力对应、议会代表公众权力、政治体系内权力制衡、理财系统透明度、规范性和受监督等等的理念、原则和制度规范，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意义的政府预算和管理体系，在初具形态之后又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公共支出和福利支出有很大的加强和改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财政从形式上揭开了人类历史中公共财政在其原始形态上被否定之后，又在新的更高阶段上以新的形式复归的序幕。

客观地考察，资本主义来到世间，曾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时期，其后，又经历过长期而激烈的劳资冲突以及海外殖民掠夺中与民众的严重对立。但是，应当看到，再其后资本主义有一系列的调整变化。在进入较发达阶段之后，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近几十年，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中总体的社会文明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社会性的收入再分配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殖民地的宗主国身份已大为减少和淡化（更多地转为经济性的控制），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包容的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净尽，也表明资本主义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之后，于协调内外部矛盾、减轻对立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效果。

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剥削社会性质：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社会成员的很小一部分人手中，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只是采取了表面上较为文明的形式，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落在马克思所总结的最根本的一点之上：“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实质即是凭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政，的确已经更为理智地从事于公共工程等“公共财”的提供，但其在担当一定的“共同需要”职能的同时，更主要、最基本的导向性，仍在于维护资本剥削制度，满足这个制度中统治阶级的需要。“国家既进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则为国家之主人，一切以他们为本位。”政府的理财（国家财政），不可避免地是服务于这种本位的工具—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也正因为如此，当资本剥削制度受到某种威胁时，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做出反应是毫不含糊的。比如，以军警对罢工、游行工人的镇压；当航空公司员工联合罢工时，政府动用军队的航空人员接替，等等。这后面财政的支持作用一目了然。

总之，从奴隶制、封建制财政演进到资本主义财政，虽然外在表现形式、具体收支方式和管理体制、方法等有诸多变化，但这些财政形态都具有一条共通的客观定性：都是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剥削阶级国家掌握的理财工具，一般而言，在履行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的同时，都以满足剥削阶级统治需要为首要职能。当然，这也不排除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整个人类社会于自然界中生存的需要，或民族间的矛盾，可以超越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社会共同需要的首要地位成为此时出现的一种特例。

（四）社会主义财政及其发展远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或低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阶级社会中第一次以公有制生产关系为主导，所以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这时的国家其实不是要巩固阶级的统治，而是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使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和使物质财富空前增长、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引出无阶级的社会和导致国家的消亡。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对象的敌对分子已失去了其完整的经济形态。经过逐渐的演化，人民民主专政最终要引向完全消灭阶级差别和消灭其自身。所以，列宁曾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半国家”。指出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中“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认为国家消亡过程要经历“政治国家—非政治国家—国家完全消亡”三个阶段。因此，把社会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放在一起，统称为“国家”，难以体现“国家—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这一概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与“国家”的一些特征已开始大相径庭，或者说开始进入有“国家”之名，而无“国家”之实的演变。当然，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要远远比上述原则性的描述复杂得多，但作为一种大的历史走向的分析和勾画，这种原则性描述仍然是必要的。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首先出现在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而是出现在欠发达的东方国家。由于我们目前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即处于社会主义初始的不发达形态，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时间和理论问题都还在探索之中，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许多具体认识只能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是从最主要的生产关系特征来说，可以明确认定：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以消灭剥削为导向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还是相对低下的、不平衡的、有层次的，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也是有层次的、多样性的。至于外部环境，仍然是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并存和竞争，我国现阶段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处在改革和完善过程中的政治统治，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又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公众事务管理，两种因素形成一种混合形态，相应使我国财政在本质层面上也必然是阶级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混合体，但这种混合是内在机制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特定过渡状态：其发展趋势是前者（阶级性为前提的专政）逐渐淡化，后者（公共性）愈益强化和完善；前者的目标，也完全在于后者的水到渠成。改革开放以后，基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新思维，业已明确提出了积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方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将由不完全的公共财政不断走向比较完全的公共财政。

如果说，国族财政和社会主义财政都是在人类社会阶级社会性质更替、混合期的财政，那么前者作为“渐入阶级社会”的过渡，其公共性和阶级性的“二元”在动态中是对立取代、对抗分离的；而后者自己“渐出阶级社会”的过度，其阶级性和公共性的“二元”是弥合取代、自然归一的最后将归位于纯粹的公共财政。

基于论文中的展开考虑分析，作者形成的结论是：

以出现剩余产品为前提，人类社会早期社会权力中心为行使公共权力而发生的理财，是广义财政的初始阶段，并具有纯粹的公共财政形态和内容。

经过私有制出现、国家起源的重大演变，进入国家财政阶段后，公共财政形态被取代和否定。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的中世纪，出现以“帝皇财政”、“王室财政”为具体形态的国家财政，公共职能仅作为统治者不得不兼顾的从属性的职能，公共选择机制成为外在于统治体系的、非规范的矛盾爆发（革命）式的历史演化机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以法治和现代民主制度的生长为依托，以规范的预算为运作形式，公共财政形式重新出现，其公共权力职能的实现，在理念上也被明确地推崇，但在实质上，仍保留着阶级统治职能在财政形态中的统领地位。然而，资本主义财政毕竟在形式上揭开了公共财政复兴的序幕。

以最终使阶级归于消灭、国家归于消亡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财政，是由阶级社会财政向无阶级社会财政的过渡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业已开始启动公共财政的实质性复归过程，并将在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逐渐充实其公共性，并完善其公共选择机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纯粹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财政形态。

因此，公共财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正好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国现阶段的国家财政，正处于其第二个“否定”的初期，或公共财政复兴重现的初期。认识这一点，对于明确我国当前积极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努力方向，和这种实践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