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衰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征战，民不聊生;贵族内部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在政治上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清明的政治局面。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一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去世，周武王姬发继位，他继承父亲的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
孟津会盟之后的两年中，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满无以复加，连太师、少师都抱乐器奔周。纣已众叛亲离、彻底孤立，伐纣时机已经成熟。武王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与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率本部及协同作战的部落军队于 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今河南孟县南)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6天后的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纣王亲自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师作战。武王乘势猛烈冲杀敌军，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尔后分兵四出，征伐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商朝灭亡。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正义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诗经》赞：“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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