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专制与明中后期社会大流动等问题新论

　　提起明代,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对江南的打压、征收重赋,专制乃至八股取士对士人思想的束缚……等等,总体上是负面的。

　　当然也有表彰,如清官海瑞的对抗皇帝,东林党的抗争与正气,包括李贽等在内的泰州学派的所谓思想解放,以至晚明的所谓个人主义的彰显,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所谓士人、儒者对专制王朝的批判,表彰背后最终凸显的还是所谓王朝的专制。拙文想拈出明史中几个旧有的问题加以重新讨论,以期呈现历史更为复杂的面向,并进而提出一些进入明代的可能的新问题。

　　重看朱元璋

　　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问题。

　　对于明太祖在江南征收重赋,历来的看法是打压江南士大夫。日本学者檀上宽的研究则把江南重赋与发行大明宝钞的通货政策,五件疑狱(空印案、胡惟庸之狱、郭恒案、李善长之狱、蓝玉之狱),迁都北方(明太祖计划迁都西安,但因皇太子的去世而无果,后来是永乐帝迁都北京),科举分南北卷等统摄在一起来考察。檀上宽认为,由江南士人、富民、地主的援助而成立的明初政权的性质是南人政权,明初的这些政策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封闭性,而由南人政权蜕变,跃升为全国性的统一政权。

　　明初,江南民间盛行流通白银,而北方则缺银。明王朝发行宝钞纸币,禁止白银流通正是为了统制江南经济。江南重赋则是为了保证全国财政,平衡南北经济差异。如此,江南重赋、发行大明宝钞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檀上宽把元末明初的富民、地主阶层分为维持乡村秩序型、追求私利型和权力志向型。元末,政治上被疏远的南人所处的"元朝性江南社会",属于典型的追求私利型;到明初,这种南人为政治主体的"江南社会"使弊病变得更严重,明初各种政策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通过疑狱事件以肃清追求私利型、权力志向型富民地主阶层,而把维持乡村秩序型富民、地主阶层作为政权基础。同时,追求"公"的维持乡村型富民、地主阶层主动顺从王朝理想,二者同样出自儒家理念的合作,上下呼应,共同构筑了王朝新的政治社会秩序。

　　在明初科举中,录取人数南方远超北方,太祖为此特意改变录取结果,多录北人。永乐帝之子洪熙帝时则实行南北卷,在制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实行南北卷的大臣不乏南人,而南方士人也愿意接受压制南人的南北卷,这是基于南北一视同仁的"至公性"。士之为士,意味着要超越一己地域,而有全国性的关怀。而明朝要成为全国性政权当然要克服其地方性的南人政权性质。

　　明朝本朝人对太祖的评价和我们今天大不一样,他们除高度赞扬太祖除驱除夷狄,得天下之正外,也甚着眼于太祖移风易俗的教化方面。元末官吏的贪渎、民风的夷狄化(废弃礼教,不讲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成为上至士人、下至庶民普遍的积习,一时难以移易。对于天下臣民的教化成为太祖念兹在兹的大事,太祖未尝没有君、师合于一身的想法。朱鸿林先生对于朱元璋的教化作了全面的研究:太祖本人在经史之学上的修养甚高,达己而后能达人;他在天下初定之时即开局制礼,为庶民百姓定乡饮酒礼、社祭礼、癘祭礼(太祖亲撰祭文颁之天下,文字充满仁爱之情,感发人心),并旌表节孝等;亲撰对于皇子、功臣、士、农、工、商、兵各层面的教化性敕文,如"圣谕"简单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通俗到连不识字的庶民普通百姓都能懂,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一直到晚明还有不少士大夫自觉作圣谕的俗解以教化地方百姓。

　　要把元末所谓旧的一代士人的习气扳过来实属不易,故太祖加意重视对开国的年轻一代士子的教化,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士子的必读书。太祖期待于每一个年轻士子的是,超越地域以及一己私利,要有通盘考虑的大关怀;太祖对旧一代士人不信任,而大量破格任用年轻的国子监生为官。太祖之后靖难之役,一大批忠于建文帝的士人殉难,这批士人正是太祖时代所培养的。从太祖培养一代人的成功,可看出他的立国规模的弘远。孟森先生谈到以明武宗之昏狂无道,而竟然外御强虏,内平大乱,由此可见"明初诸帝遗泽之厚,最要者,扶植清议,作养士气"。

　　当然明初与晚明都不乏批评太祖的士人(晚明如钱谦益)。这些士人把持着话语权,似乎天然代表了全体的士人、百姓,实际上他们表面的"公"或"清议"背后只是一部分士人在为其既得利益做冠冕堂皇的辩护。士人内部其实蛮复杂,既有克己复礼的,又有谋取私利的,对士人内部做出这一区隔是必要的。

　　从"两京制"重估中国政治遗产

　　其二是明朝所具有的现代国家的特点。谈论宋元明这一段历史时,不能省略"元",应该"元明"或"宋元明"连称。南宋文化极盛,又出了朱熹这样的大儒,但南宋在版图上却只据有南方的行政空间;元则统一了南北方、打通了欧亚大陆,行政上设行省并发展出相应的架构。以往的研究低估了元朝对于后代的影响,明代在疆域、行政上是对于元的直接的继承,而不是南宋。现代中国的大国的行政空间其实是由明代开始奠定,更为紧要的是明代在此广阔空间下发展出的一整套治理农业大国的极为复杂、精微而成熟的制度架构,并配合一套具说服力的软性的文化。

　　与此相关,两京制的问题值得拈出来说一下。明代通过大运河这一大动脉把政治中心的北京与经济中心的南京,把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方与富庶的南方连接为血脉贯通的一体化的大国。由此反观现代,可以更清楚看到民国政府定都于南京是存在缺陷的,因为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与经济中心的上海实在太近,不足以贯通、营运全国,不足以控制北方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权,国民党的政权倒接近于前面所说的明朝初年的南方性政权的性质。后来新中国定都于北京,上海则作为经济重心,这又是回归到明代两京制的政治功能,这才是大国的立国规模。从这一视角或许也可以窥见新中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缺陷的内在克服。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文化认同上真正纳入中国也是在明代。这一过程是文化的、自动的说服力与军事二者并行的。太祖推广了元朝的土司制度,设土官与流官,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深化。少数民族问题在现代国家当然具有不同寻常的位置,从明清到现代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政策线索,可以说越调越顺,变得越来越成熟。

　　现有的研究,无论中国还是欧美、日本,多把明朝定位为专制,似乎有万劫不复的味道。不过我倒更愿意把明朝的所谓愈来愈专制,看作是一个大国的中央集权的持续过程。所谓专制背后的预设,是来自西方经验的社会反对国家理论,但中国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看的是从宋到元、到明、到清,再到现代中国,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能力增强以及中央与地方如何平衡的问题。

　　李伯重、王国斌、高王凌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其实一点不乏内在动力,也有研究显示明朝在文化上也很有活力。这些研究有力地破除了所谓"中国停滞论"。在我看来,明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同样一点也不缺乏动力。中国史学研究极重视官制,实在有值得深思之处。官制作为技术,背后是一整套义理根据。我们在国史上可以看到每一朝对前朝的损益,看到每一朝自身的不断调适,官制的累积发达,到明代当然已极为成熟。历史中层层累积成的强大传统本身就意味着丰厚的经验与智慧。从明朝的内阁制,再历史地、动态地看清代军机处的出现,一直到今天的政治局集体领导制,可以看到中国政治持续的调适与完善过程,看到一套植根于自己深厚文化基础上的区别于欧美总统制、内阁制的制度安排。我们对此要有珍惜之心,不可妄自菲薄。

　　以上尝试对明史中的两个习焉不察的问题(两个问题其实可归结为"明朝专制")换一种角度来看,克服单一视角可能带来的盲点,改变过于聚焦到某一点上反而可能遗漏大的全景,如此,作"非处之是"、"是处之非"的一点澄清。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否定原有解释所具有的洞见、局部解释力,而是想透过多个视角、不同的聚焦而呈现远为复杂而完整的历史图景,各种的矛盾的观点之间的化合所产生的历史的复杂性该是更为真实的吧。

　　下文想从明史本身的角度来提出一些明代所面对的问题、难题,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大流动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治理难题,通过这些问题,希望能展开明史,尤其是明中后期历史更为复杂而充满张力的面向。

　　白银货币化与帝国失控

　　首当其冲的是白银问题。明中后期,白银问题与社会大流动问题紧密相关、相互影响。16世纪后,美洲、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往的研究多从纯粹经济的视角来考察有多少外来白银流入中国,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较少留心白银对于明代社会的全面冲击,不过近年万明等学者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

　　白银由明初的非法货币,到中后期势所不能挡地成为与铜钱一样的法定货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更使得整个社会卷入到白银的货币化经济中,引发一系列的新的治理难题。

　　原来作为通货的铜钱由国家铸造,可以控制;而白银主要来自海外贸易(明朝银矿开采有限,本国也不铸造银货币)。这样,国家便无法控制货币,理所当然成为治理难题。百姓以交缴货币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给国家服各种劳役,明朝也就开始出现了西美尔<货币哲学>所描述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个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松动,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加大,使控制这么一个大国变得更为困难。一方面,国家的控制能力,因白银货币经济的出现变得削弱;但同时也要看到,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有效地征收到用于国家各项公共开支的白银,也在说明了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说明了政府能因应新情况的出现而逐渐去摸索、发展出新的治理方式。

　　白银货币化不仅影响到普通百姓,更影响到官员。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白银作为俸禄使得官员的贪污变得容易。之前使用铜钱时,贪污、携带大量铜钱较之白银有很大的不便。

　　白银货币化牵动的还有铜钱问题,包括银钱比价、铜钱铸造等等。普通百姓日常交易因为交易多为小额,多用铜钱。相对白银流通量大的南方而言,北方多流通铜钱;相对城市,农村多流通铜钱。明朝产铜也有限,到后期大量发行劣币而驱除了良币,这样劣币就更为贬值。官府发行铜钱,但向百姓征赋税则收白银,还要加收所谓火耗(征收的碎银熔铸成银锭的损耗)。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批评道,官府对于铜钱是只发不收,对于白银则是只进不出。一旦白银不够,社会上都把白银藏起来,使白银减少了流通,货币变得愈加紧缺。其他还有银钱比价的波动等问题。白银货币化以及白银的无限制的大流动使得明代开始出现的东南与中西部的经济不平衡、城市与乡村的贫富差距问题变得更为严重。顾炎武则建议今后乡村交纳赋税用铜钱,城市还是用白银。国家一直试图克服这一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6世纪中叶严重的北虏南倭问题使明朝军费开支大增,而16世纪末万历的三次大征(尤其是派兵援朝抗日的七年战争,使明朝元气大伤。明亡后,朝鲜人一直感念明朝,以为正是因为援朝的巨大付出,使明朝再难支撑打另外一场与满人的大战争,从而亡于满人)以及其后抵抗辽东满人的进攻使白银的需求更大。朝廷一再向百姓加赋,而且征收的是他们所稀缺的白银,一再加赋征收白银带来的社会动荡可想而知。运往北方边境各重镇的白银虽不断增加却总是不够,个中原因很复杂,既有军官的克扣、吃空饷,也因北边的军粮供应,由原来的军屯、商屯和百姓解运漕粮到北边变为军队就地购粮后,北边当地产粮少,粮价受当地市场影响变动、涨幅很大,用于购买军粮的白银缺口就越大。虽然也有建议军饷由白银改为粮草,但在经济普遍白银货币化的状况下,官兵只愿意领白银。白银无限制的高流通给社会、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从明廷无法控制白银就可以看出其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是极为弱化的。某种程度上,白银问题也可以视为明亡的一个因素,当然是和党争、世道人心败坏、吏治腐败、民变,以及气候反常带来的北方干旱歉收,崇祯皇帝未听从迁都建议而死社稷等诸多因素放在一起来谈。由于白银大流通牵涉的种种问题,白银也成为明代经世之学的一个重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痛心于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亡于白银问题,由此,王、黄二人激烈地提出废银的主张,顾氏则相对平和,只是提出限制白银。

　　社会流动:活力与失序

　　第二个问题是明代中后期社会流动的加大引发的乡官、城居地主、豪强、山人、生员、游民、无赖等诸多相关的问题。前面曾谈到过元末明初士人的两面,有的是克己复礼,而有的是追逐私利。只强调其中任何一面都会出现偏差。对于明王朝来说,要治理这么一个大帝国,仅仅依赖硬的制度,成本上根本不可能承受,而软性的、文化上所要求的克己复礼的一整套自我说服的学说就变得极端重要。明朝发展到中后期也开始大量出现如元末明初时追逐私利的"乡官"(广义上包括居官在家、致仕、免官、挂冠者以及具有进士、举人、生员功名者等),在家乡交接官府,把持诉讼,滥免田粮,接受诡寄,甚为嚣张,成为乡间的特权者、既得利益者。由是,日本研究者提出"乡绅支配"的说法。乡官的人脉关系网络强大,一介地方官根本不能奈何他们。当然也有信守儒家教义的乡官与乡人休戚与共,维持乡村秩序,重视宗族建设。两类乡官共同存在于晚明,而晚明的存亡很大程度上也系于这两类乡官的此消彼长,这也是把握晚明社会的枢纽点之一。社会层面的乡官问题与政治层面的党争、吏治腐败问题之间也是有关联的。

　　不在本乡居住,迁往县城居住的不在地地主、乡绅的出现,是晚明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新现象。城居地主离开乡村后,变得与乡村、与佃农没有了原有的休戚与共、"业佃相资"的互助关系,只有纯粹的支配与隶属的经济利益关系,佃户就以抗租作为反抗地主的手段。黄宗智则据此追踪现代中国革命发生的长时段社会、历史根源。

　　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被称为"豪"的豪强。豪强在明前期秩序井然、社会流动不大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可能产生。他们大多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最开始干的是包揽诉讼、欺行霸市之类的事,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派手下爪牙进入府州县为吏,通过他们再向上交接省里官员,最后一直通到朝廷。他们也就发展到控制一方秩序,豪强及其手下所组成的集团在并不很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成为黑社会的过程。朝廷派下来的州、县地方官的各种详细情况,他们都能通过耳目而弄得一清二楚,如果州、县地方官想要整顿地方社会秩序而打击豪强,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来应对,最后的结局很多是刚直的地方官被调离、降职或者自己挂冠而去,当然也有不在少数的地方官被他们买通。社会大流动下,在城市也出现了大量的无赖,也是明中后期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地方有功名的乡官、没文化的豪强形成地方强大的在地势力。作为以全天下整体利益为关心的中央朝廷当然要对之加以打压与抑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朝廷下派的府州县官员与在地势力的持久的艰难角力,在这儿哪里能看到所谓的专制皇权?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晚明对地方官员的考评,是要取当地舆论的,但所谓的舆论往往会被在地势力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在江南为地方官的话,最易得罪朝中势要,这样对该地方官的考评就好不到哪里,往往在当地呆不下去。

　　在明朝中后期社会大流动的情景下,出现了流民问题。流民在唐宋变迁以后就不再是一般的、局部的问题,而成为结构性的问题,是社会流动加大后必然出现的。一旦处理不好,往往成为动乱之源。

　　由于科举竞争激烈,录取名额的有限,明代中后期出现为数庞大的最低级功名者,即生员群。因为向上升迁管道的制约,他们寻找各种出路,有的放弃向上、向全国性的发展,而选择就在本地发展、经营,成为乡官中的一员;有的想通过结社而进入区域以至全国性的士人网络。他们也会因为预期受阻而变得激进、嚣张,他们不少是东林党的追随者。生员群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王朝秩序的潜在的破坏者,一方面在于他们的激进、批判本身对于秩序的杀伤力;另外,他们中不乏有野心者与流民暴乱结合。

　　晚明还出现大量居于城市而不是山中的所谓山人,他们也是因为科举竞争激烈,向上升迁管道的制约,通过邀名的方式来寻找出路。他们有的是通过文字来交结官员、文坛领袖,甚至也不回避交结商人;也有的化身为侠客,交结朝廷,倾动朝野,能量让人侧目。

　　如何应对社会大流动下出现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确实是明王朝所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

　　第三个问题是与第二个相关的对晚明的理解的问题,晚明是被现代谈论最多的。晚明社会的高流动同时带来活力与失序的矛盾。江南富庶地区奢靡之至;苏州手工艺制品被称"苏意",成为全国竞相模仿的时尚;专门用于旅游的地图出现;邸报登载诏书、奏议以及中央、地方大事,各地地方官也抄录邸报以掌握中央与各地的信息,邸报中的奏议也被书商刊刻流通市面,邸报造成了新的政治空间;许多著名文人参与商业出版,获利甚丰,他们也由此找到了从政之外的另一条自以为可以安身立命的出路。我们看到了晚明所充满的活力,还有晚明的自由,明代尤其是晚明,如果说专制也只是空壳的、形式的不自由,实质的自由很多,甚至过多,我们看到不少士大夫完全自由到不关心国家的存亡只顾个人享受,看到党争的意气之争带来的士阶层内部的分裂、瓦解,看到僭礼犯分、世道人心败坏,看到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人心惶惶不安,看到王朝不能控制白银也就难于控制全国,王朝也无法正世道人心。活力、自由同时伴随着的是秩序的崩溃,这成为皇帝、士人、百姓全民的焦虑所在。看来不能简单地褒奖晚明的活力与自由。明亡后,我们看到新的王朝与汉族士人合作而再秩序化。从秩序化这一视角看,清有对明的内在克服。

　　有关晚明,还想提一下黄宗羲。他最为后世称道的<明夷待访录>,多被现代人视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文本,这其实是误读。皇权在黄宗羲看来是一个前提,书中的一套政治设计的构想放在晚明的历史脉络中来考察才更清楚。其实黄书是对当时讲学、清议干政以及乡官这一在地势力实际主持维护地方秩序等现象的理论化的提升。但要从政治后果角度来看,黄宗羲的设想多为理想化的空想,不具有政治实践的操作性,真要照着实践会是灾难。从现代国人对黄宗羲的实际上不具操作性的政治方案的表彰、对明代政治专制的批判的这一定型化的思考习惯中,需要反省的是思考习惯背后所隐藏的激进、空想式地理解政治的方式。激进式的理解政治的方式不能接受实际政治之为政治的缺陷,永远高高在上地对所有过去的、现有的中国政治进行批判,看不到任何让人满意的政治、让人满意的历史。只是,激进、空想式地看待政治其实是非政治化的,是取消政治的,如此对于何谓政治最终一无所得。这一心念要能一点点转过来,看待包括明史在内的国史该会有不一样的图像吧。

　　如何应对社会大流动下出现的种种社会政治问题,确实是明王朝所面临的巨大的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