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当上皇帝后,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将长子立为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余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晋王朱、宁王朱权等率兵驻守北方,抵御蒙古;周王朱、齐王朱榑等驻于内地各省,监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规定,如遇奸臣专权,藩王可以声讨奸臣,甚至可以发兵“清君侧”。他的本意是企图用皇室亲戚来维护皇权,殊不知事与愿违。
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朱元璋给儿子们封王建藩,并授予他们“清君侧”特权的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主张,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其实是以声讨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由来。
燕王朱棣为了夺取帝位,必须宣称建文帝已经死亡,否则他就不可能称帝。他在装模作样地多次拒绝大臣们的“劝进”之后,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摆脱嫌疑,首先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也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这样,他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第二年(1403年)改元为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这场政变被描绘成这样: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燕王朱棣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无疑。事实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可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相媲美。
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的《有学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谱序》,这样写道:他在史局(国史馆)工作三十余年,博览群书,唯独对于“建文逊国”(官方对于朱棣夺取帝位的一种标准宣传口径)一事,搞不清楚,而伤心落泪。原因有三:一是《实录》无征,二是传闻异辞,三是伪史杂出。因此他称赞赵士喆所编《建文年谱》,荟萃诸家记录,再现真相,感人至深,“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可见从明初到明末,始终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谜。
就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传》记载,朱棣怀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以寻访仙人张邋遢(张三丰)为名,暗中侦查建文帝的踪迹。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后,把打听到的民间隐秘与传闻,向皇帝报告,终于使他的怀疑冰释。《明史·胡传》如此写道:“先,(胡)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太监)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文逊国事考》中说:如果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孙后代也认为建文帝的下落是个谜。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诏为被杀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看来他对被明成祖赶下台的建文帝颇有一点追怀敬仰之情。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华殿与内阁大学士们谈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个思虑已久的问题:听说建文帝逃亡,不知真伪如何?再次提出了明朝的第一号无头公案。内阁首辅张居正如实回答:我朝的国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听前朝故老相传,说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城,建文帝化装逃亡。到了正统年间,有一个老和尚在云南驿站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御史召见此人询问,老僧坐地不跪,说:我想叶落归根。查验后才知道是建文帝。张居正的这一说法,记载在《明神宗实录》,与祝允明《野记》所说大体相同,可见在明中晚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已经不再忌讳,事实的真相逐渐明朗。
看来,明人野史关于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记载,并非向壁虚构。不妨将其始末简单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并且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打开这个红色宝匣,但见里面有度牒三张,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第一张“应文”度牒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吴王教授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少顷,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赶来。一行二十二人开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第一站来到吴江县的史彬家中。八月十六日,建文帝与两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余人等星散。十月,来到襄阳的廖平家。获悉跟踪者也已到此,大家商议后便决定前往云南。
明成祖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前往西南地区,打着探寻道教宗师张三丰(即张邋遢)的幌子,其实是为了侦查建文帝的下落。消息传来,建文帝决定遁迹深山。
永乐八年三月,工部尚书严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义,至云南秘密探访建文帝的踪迹。某一天,严震偶然在云南道中遇到建文帝,两人相对而泣。建文帝问他:你准备怎么处置我?严震回答:皇上请便,臣自有办法。夜间,严震自缢于驿站。建文帝见踪迹暴露,再次躲进白龙山。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惫,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但因害怕被发现,不敢出山觅食、求医,狼狈到了极点。这时史彬等三人赶来,境况顿时改善。几天后,三人离别,抱头痛哭一场。建文帝交代,今后不必再来,一则道路艰险,二则关津盘查严密。
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
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史彬家中。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询问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终老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匆匆间,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后英宗即位。皇帝已经更换了好几个。政治环境的变换,是他再现真身的时候了。正统五年(1430年),正在广西的建文帝对程济说,我决意东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经常诗性大发而赋诗,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流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人们常说,诗言志。从这些诗中,不难体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灵呼声。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窃得建文帝的诗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里,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为惊骇,马上报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与建文帝一并逮捕,飞章报告朝廷。当朝皇帝下诏:押解回北京。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现在是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和尚被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视。于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宫中西内养老,宫中人都叫他“老佛”。寿终正寝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因为很难给他一个名分,所以成为一座无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生死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由于建文时期的档案史料已被销毁,《明成祖实录》又充满谎言,已经难以核实其正确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学者颇多怀疑,例如万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议》中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乾隆时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纪,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团迷雾。因此现在要确切考证建文帝的下落,犹如雾里探花,那只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原文刊载于《国史十六讲》出版社:中华书局,作者: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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