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内帑几千万 崇祯皇帝真的是守财奴吗？

　　崇祯皇帝，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悲情历史人物，有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争议。比如，崇祯是否真的是个守财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都不愿拿出自己的私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伯重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崇祯皇帝

　　崇祯很勤勉，但他做十件事，有八九件事是糟糕的。最明显的一条，崇祯绝不肯动既得利益集团。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打到北京城下，北京的守军没有饷，不愿作战。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崇祯急得不得了，派太监向大臣、皇亲国戚、太监要求捐款。但是众人都哭穷，都说“家银无多”。崇祯生了气，这些人才老不情愿地拿钱出来。最多的是老皇亲张国纪捐2万两，皇后的父亲捐1万两，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但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相当于国务委员)陈演说自己向来清苦，一毛不拔。李自成把北京打下来后，大将刘宗敏把明朝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抓起来拷打，逼迫他们交钱。陈演被拘，派人送4万两至刘宗敏府，他的家仆告发说他的钱还有很多，于是刘宗敏派人搜出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皇后的父亲家搜得白银53万两。而崇祯自己的私财——内库“镇库银”，被抄走的数量更为惊人，据王家范先生估计总数为白银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到了这个时候，崇祯还不肯动自己的私财，也没有真正去动那些既得利益者，你想他哪里是什么明君，真是昏君，所以有些学者同情崇祯，我是不敢苟同的。

　　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问题要给大家分享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作者对崇祯是守财奴也提出了质疑，并作了详实的考据。供大家参考。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授权。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崇祯内帑的神话

　　摘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增补本)》

　　作者：杜车别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10月

　　关于崇祯内帑问题，谎言可谓甚嚣尘上，谬种流传，影响广泛，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能幸免。据说崇祯的内帑里有的是钱，几千万两白银是少算的，几亿两也不算多，说成是金山银山都不夸张。崇祯这么焦头烂额地催征赋税，都是他自己小气舍不得花钱，最后被李自成打到北京的时候，还守着几千万乃至上亿两白银不放，最终落得个上吊自杀的结局。

　　真相如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变卖宫内器具贴补军饷

　　(1)关于内帑的直接记载

　　据《崇祯遗录》，锦衣卫佥事王世德这样说：

　　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磬。尝将所铸银甕、银盎、鐏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故饷银多有银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唯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二，一曰金花，一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宫妾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京卫武臣体禄，随进随出，非如唐德宗私库，聚而不散者。然而发之屡屡矣，安有余赀。野史谓城破，大内尚有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贮方物也。天财库贮钱也，以备内外官员军校赏赐。古今通集库，贮书画符券诰命一也。东裕库，贮珍宝也。外东库，贮方物，无金钱也。库尽此矣。城破，唯东裕库贮珍宝存二耳，安得有所谓十余库积金者。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传为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据姚雪垠之文：

　　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这两则记载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早已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纪》中的记载：

　　(崇祯十七年)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

　　眼看李自成进逼京师，国家却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畿的士兵发军饷，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银只有区区两百万，皇帝内帑也早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面希望各地军队勤王，另一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

　　另一则史料也能证实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即李自成进占北京前一个多月，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进京保卫的可能性。《绥寇纪略·补遗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

　　上曰：“卿父子之兵几何?

　　襄顿首曰：“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上曰：“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襄曰：“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也即吴三桂关宁军编制八万，实际人数只三万，而三万人当中又只三千人算得上真正的战士。崇祯接下来问他，调吴三桂入关需多少军饷。吴襄回答，至少百万两银子，不仅仅是考虑军饷：“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崇祯对此的回应是：

　　“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乃下捐助之令。

　　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纪》结合起来看相当能说明问题，不知道为何以往论及崇祯内帑的文章都没提到。当时的情况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迫在眉睫。吴三桂入京不一定能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是有可能的。

　　三万人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自不可能，但用以守住北京城是足够的。以北京城池的坚固，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土木堡之变后，瓦剌骑兵以及清军铁骑数次打到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京城，要么有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

　　李自成最后轻松得逞，也正因崇祯十六年瘟疫，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三万生力军参与守城，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当时情况下，调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选择，然而就这么一个选择，却也没能马上决定，为什么呢?

　　吴襄说需饷百万，而崇祯说“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相差数额之巨，自然难下决心了。直到三月六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入京，情急之下大概也顾不得许多了，但为时已晚。

　　总之，据上述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钱了。

　　而李自成进京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又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各种史料看得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

　　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谈迁《国榷》：

　　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毛奇龄《后鉴录》：

　　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十三，阉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铸钱不成，铸金玺又不成。熔金饼，每饼千两，窍其中，贯以铁絙，凡数万饼。

　　李自成确从北京城内掠得七千多万两白银，但全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不过明末清初文人习惯把脏水泼到太监、官员、勋戚头上，竭力掩盖富商财富。各种史料记载的闯军拷掠有名有姓的官员、太监、勋戚，获得银子的具体数字其实并不多。

　　那内帑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无数万之藏。毛奇龄说得更具体，李自成把皇宫里所有值钱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

　　那么如何看待当时另外一些记载?如《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闯破城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而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顾诚还引另两条记载，说明崇祯内帑很多。一是：“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二是：“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未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

　　但只要稍分析一下，就可发现这样的记载漏洞百出，有些地方甚至互相矛盾。他们对于内帑的说法是听信传闻而来，谈不上什么认真核实。

　　若万历当政四十年开销的银子居然都是万历八年以前的，那对明朝财政状况的美化类似天方夜谭。若后者属实，就更加神奇了。白银从海外大量流入中国在明代中叶以后，明代前期，官方征收赋税大部分也是实物形式，永乐时期就算从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中赚了些银子，也不至于能用两百多年。至于张正声所谓“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按一两黄金抵十两白银算，总和超过了五亿四千万两白银。明晚期，整个世界生产的白银流入中国的总量都未必有这么多。

　　这种说法应源于李自成军队的刻意编造，前引一些史料已经提及，如彭孙贻说“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也即闯军对严刑拷掠而来的银子，扬言说从大内获得，了解情况者都感到痛恨。

　　顾诚还引用了康熙的话做根据，然而康熙又据说是从太监那里听来的。康熙的描述究竟有多大可信度，从他造谎说崇祯时期皇宫内有十万太监，吹嘘他一天打三百只兔子的光辉业绩，可见一斑。

　　还有一则很有名的记载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话：“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据此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如果真是“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那就是一百八十亿两，不知道当时全世界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陈椿年讽刺郭沫若：

　　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也没引全。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就被《明季北略》作者否定，郭却对此置之不顾。陈椿年说：

　　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其实姚雪垠早在1981年就批评过郭沫若，现引原话：

　　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儿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最不应该的是，郭沫若同志引用《明季北略》所记的这个传说，作者计六奇跟着就说明他自己也认为不可信，仅隔两行，而郭沫若同志竟未看见!……更可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初版中将《载金入秦》这一条误为《明季北略》卷五，一九七二年修订本改正为《北略》卷二十，可是计六奇这几句至关重要的话竟然未看见，而他初写《甲申三百年祭》时看见“两”字误为“十”字，亦未用他本校对，删去“十”字。像这样读书粗心、即兴命笔的情况，可以说在郭老一生的学术著作中并不是偶然现象。

　　从另外一个方面亦可证明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所得银两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拷掠大臣、勋戚、太监以及抢劫商人。《明末农民战争史》中顾诚说：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南明史》中他又表达了相同遗憾。

　　果真如此吗?归根结底，历史人物的行为也还是受利害关系支配，所谓李自成等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说来固然动听，但若用此来作解释，未免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李自成等人并非进了北京才实行所谓的追赃助饷政策，对这一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不可能不清楚。

　　北京城内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官员，他们的支持与否对全国之局势至关重要，城内还有宁远总兵吴三桂家属，而吴三桂本已决定投顺，走到半途，突又决定反叛，转回山海关改投清军，恰恰是听了北京城中逃出的人的种种描绘。

　　在明知会有不良后果的情况下仍要实行这一政策，真实原因恰恰是李自成也面临着和崇祯同样的问题。军队需要军饷，而军饷从哪里来?正因皇帝的内帑找不到，所以才要通过惯行的追赃助饷解决，甚至还要抢劫商人财产。

　　正因崇祯内帑空空如也，而“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所以他们才不得不用“酷刑追索”，即便“大失民望”，包括大失官望也在所不惜。

　　以上根据史料内容来分析其可信度，下面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进行辨析。

　　所有人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据《明史资料丛刊》编者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

　　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发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

　　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对内廷情况的了解远比一般大臣多。他的记载可算第一手资料，比起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得多，也真实得多。

　　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

　　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在北京城，虽未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北京城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都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本身和皇帝没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实质性的了解。明朝许多文官似都对皇帝内帑抱一种幻觉，认为那类似聚宝盆，里面永远充斥金银，不会枯竭。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了。

　　这种幻觉本身相当荒谬。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是传闻无疑，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右一个“闻”，更要命的是，究竟“闻”自哪里都没说明。明确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是典型的无根史料的特征。

　　（2）间接记载

　　上引史料说到，崇祯皇帝自己省吃俭用，吃得少，穿得差，甚至把皇宫里“酒扈器具之金银者”都拿去变卖充作军饷。实际上根据其他资料，崇祯变卖的不仅仅是酒扈器具，还包括皇宫内储存的人参等物品，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当国家首脑能穷到这样的地步，日常生活用品拿出来变卖补贴国用，古今中外大概再找不出第二个来。

　　内帑全拿出来了，皇宫里的器具甚至人参都拿去变卖了，这些还不够，他不得不向大臣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无论正史野史都有大量的记载。

　　《明史·温体仁传》中就有“帝忧兵饷急，体仁唯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的记载。《明史·薛国观传》中也有类似记载，薛国观倡议向官员勋贵借贷，但最后还是因为受到抵制而不了了之。

　　在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谈话中，崇祯皇帝吐露了自己苦苦哀求大臣勋戚以及地方乡绅们募捐以缓解财政危机，结果无人响应的苦恼和困惑。大意是问达官贵人借钱，他们不肯借;各省的乡绅也不肯捐钱。等到流寇来了，这些钱最后还不是全部被抢光，怎么就愚蠢到这等地步?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在君臣的讨论中，又一次谈到头疼的钱粮问题，官员给出五花八门的建议，其中有些人提到向商人借钱：“令在京官与所亲相识商人借贷，少则五百，多则一千、二千、三千，俟皇上财用有余还之。否则各官回家变产还之。

　　最后也没商量出个头绪来。到明亡前夕，崇祯实在半点钱都没有，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

　　不过说起来，明朝官员确实清廉，钱也真不多，并非小气不肯捐。李自成进京后严刑拷打逼勒，从这些官员身上得到的银子相当有限，这点我们后面再分析。

　　如不是穷得叮当响，崇祯也实不必受这份窝囊气，以皇帝之尊，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还在死乞白赖地哀求同样很穷的臣僚捐献银子。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

　　2．给内帑收支算算账

　　我们不妨先看看明朝皇帝中可能外快收入最多的万历。

　　万历内库外快最多的一项就是矿税。《定陵注略》把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矿监税使向宫廷内库进献的财物逐年逐月记下，南炳文的《明史》将其列成表格进行汇总统计，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十年时间里总共收入税银5690088两，黄金12437.5两。2就算收上来的矿税一两银子都不用出去，全都存在内帑，也总共只有六百万两不到。

　　至于某些人臆想的几百万亩皇庄(实际上是官地)，收入更少得可怜，不过几万两银子，甚至这几万两也和皇帝没多少关系。按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的说法：“皇庄每年4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皇帝还有一项主要收入是所谓的金花银。黄仁宇说：“每年有1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约有20万两要供应京城中武臣的薪俸”。

　　此外，宫廷中太监宫女的生活费用也是从金花银中支出，真正剩下的能够供皇帝直接支配的数量并不多。且金花银收支还要受到户部干涉，并不能看成帝室专门收入。

　　这一点在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一旦国家财政遇到困难，这部分收入也就转变成行政或军事费用直接受户部支配。比如1543年，在一次廷议之后，嘉靖皇帝同意“让出金花银和皇庄子粒给户部，预期持续五年，但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558年。作为御马房和皇家苑囿的草场、牧地很早就已由户部接管，成为定例”。因此金花银对内帑的贡献，不能做过高估计。万历还有一项收入，“云南每年向宫廷供应黄金2000两，1592年，万历皇帝将这个定额增加到4000两”。这4000两黄金也只相当于4万两白银，同样是一笔相当小的收入。

　　把明朝皇帝中被说成是聚敛搜刮最厉害的万历皇帝所有可能的收入加起来，最多时也不超过一千万两。偏偏一些人笔下的万历皇帝生活穷奢极欲，消费惊人。

　　清朝编写的《明史》甚至说在万历时期内帑就已用光了，“内府告匮，至移济边银以供之”。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万历时期积存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内帑留给崇祯，是极不靠谱的。

　　按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死时，大概给子孙留下了七百万两白银，但这些银子也很快就被充公转交户部：“当他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

　　《明史本纪》中说：“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

　　天启皇帝把内帑充公作为军饷的记载，《熹宗实录》中也比比皆是，《明史》则对此完全不提。

　　总之，崇祯即位时内帑空空如洗。

　　那么有没有可能崇祯依靠自己积累出传说中那么多的内帑呢?崇祯爷爷万历以聚敛而闻名，整整四十多年时间，内帑数量最多也不超过一千万两。崇祯登基十七年，连年用兵，光军费开支消耗就不计其数，他用什么来积累几千万两内帑?

　　有人说崇祯收没魏忠贤的家产可以得到一大笔钱。查抄魏忠贤家产，天下皆知，如真有很大一笔钱，怎会不传得沸沸扬扬?不必说上千万两，能有几百万两白银，就足够形成轰动效应，作为魏忠贤一大罪状了。实际如何呢?东林党和复社文人对魏忠贤恨之入骨，但偏偏对抄查魏忠贤家产语焉不详。可见，这样的想法于史无据。

　　3．名副其实的公仆

　　若到国破家亡时，崇祯还守着几千万两甚至上亿银子不肯放，他当然是极昏极愚的守财奴无疑了!崇祯果真是这样一个人吗?

　　《明史》承认，崇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从其他记载来看，崇祯“减膳撤悬，布衣蔬食”，吃穿用度都尽可能节省，一般富翁的物质享受，他都未必有。这样一个皇帝与其说是皇帝，倒不如说是国家公仆。

　　因操劳国事，有时崇祯会接连几夜不睡，《烬宫遗录》中记述他去刘太妃处行礼，礼毕闲坐时就睡着了。太妃要左右别惊醒他，让人给他披上衣服以免着凉：

　　顷之，上觉。起摄衣冠，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至儿子苦枝梧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心烦懑，辄废餐。自以年才逾壮，为国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为之泣下，上亦汍澜者久之，诸宫人莫能仰视。

　　明亡后逃到南方的宫女曹静照剃发为尼，诗句中还描述了崇祯勤政节俭之情状：

　　俭德慈恩上古稀，他方织锦尽停机。赭黄御服重经浣，内直才人著布衣。

　　方方面面记载显示，崇祯即位之初，就把国事放在第一位。他满脑子缠绕的是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如何尽快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崇祯在位十七年，相当朴素，并不讲究吃穿，他在生活方面的享受未必比得上明末张岱、钱谦益等江南文人。这样一个皇帝可能是某些人所描绘的守财奴吗?

　　文章到此结束。肯定会引起争论。还是那句话，这里从来都不只是一种观点，一种论调。我总是希望分享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思考和讨论。想说点儿啥，就到下面留言吧。和很多读者朋友的感觉类似，留言和正文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甚至一些朋友往往大致浏览一遍文章后就直奔留言区，因为这里更热闹，往往也能发现精辟的看法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