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不得而知的是，他去世后过不了五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单单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 孙璐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永远的痛。
上世纪20年代初，菲茨杰拉德正春风得意。《人间天堂》的热销和评论界的追捧使他的野心不断膨胀，他渴望享誉世界文坛，更希望赚得盆满钵满来支撑他和妻子泽尔达奢靡生活的巨大开支。1922年，菲茨杰拉德着手策划他的第三本小说，一部能让他名利双收的作品。7月，在跟他的编辑马克斯·伯金斯的通信中，菲茨杰拉德第一次透露了他对新作的期待：“我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非同寻常的、美妙的、简约而精致的作品。”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是流行杂志的热门作家，不断大获成功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使他深谙作品畅销的秘籍：“一个作家该为谁而写？应是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下一时代的批评家，以及之后不同时代的中学校长。” 1924年8月，旅居法国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在寄给伯金斯之前，他又花了两个月对它修改，从故事架构、情节设计、到场景描写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我删掉重写的那些内容几乎能构成一部新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被寄予的厚望、倾注的心力，以及精益求精的打磨，多年后已被评论界公认为成就其卓越的缘由。然而，对菲茨杰拉德而言，这些只不过加剧了小说出版后他的失望。1925年4月2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后的第十天，伯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发来电报：“书评反响尚可，市场销量不太乐观”。事实上，此时的评论界虽有褒赞的声音，但更多的是不温不火的评价，甚至不乏质疑。有评论称“小说读起来夸张怪异、不时显露出廉价小说的痕迹”；有人将其归为二流作品，因为“小说没有激动人心的沸点、没有醇厚与深刻的回味，作者显得有些无聊和倦怠”，甚至调侃它不如干脆把题目改成《长岛的十个夜晚》；还有批评称“小说过于散漫与孱弱，矫揉造作的刻意感会让它很快被人遗忘”；就连菲茨杰拉德的好友H.L.门肯在肯定小说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方面的亮点后，依然遗憾地声称“《了不起的盖茨比》难以比肩诸如《人间天堂》这样的杰作”，伊迪斯·华顿私下与菲茨杰拉德通信，指出他对盖茨比的刻画还不够“了不起”，盖茨比最终的结局也缺乏“悲剧性”，读起来更像是晨报角落上的一则“社会新闻”。市场的反应则更令人沮丧，小说出版当年只卖出了两万册出头，不及《人间天堂》销量的一半，而同年其他畅销书的销售体量都是数十万册计的。直至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时，签约出版社的仓库里还堆着卖不出去的再版库存，要知道再版的数量仅仅3000册。
惨淡的销量给菲茨杰拉德带来的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困惑。在给伯金斯的信中他自我剖白，将滞销归于小说缺乏正面的女性人物、因而无法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他还抱怨说小说之所以反响不好，都是书名的错。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出版社为小说选定的题目，菲茨杰拉德对此很不满意。在他看来，相比他自己拟定的几个题目——《西卵的特里马尔乔》《通往西卵之路》《戴金帽子的盖茨比》和《一飞冲天的爱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题目“含糊其辞且不够充分，虚饰有余而精准不足”。但菲茨杰拉德最终说服不了伯金斯和出版人，妥协接受了这个名字。
期待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菲茨杰拉德一度消沉，酗酒的恶习再度升级。余生的十几年，他非但没被封上他毕生追求的“伟大小说家”的标签，更是几乎被市场和读者抛弃。1937年，菲茨杰拉德走进好莱坞的一家书店，当他发现书架上连一本他的书都没有，他惊愕与不解，开始自我否定甚至濒临绝望：“我厌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一个与金钱绝缘的名字。我很想知道，人们读我的作品是不是只因为我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者更可能的情况，因为冠上了这个名字，他们不愿读我的书。”
“《盖茨比》还有机会吗？如果把它加进一个畅销书系列再版发行，请一位欣赏它的人（而不是我）为它作序，能否为它赢得课堂、大学教授、或任何英语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它就这样死了，尽管一点都不公平，它却彻彻底底地死了，哪怕我们曾为它付出了那么多。”这是1940年5月20日菲茨杰拉德写给伯金斯的信。
七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他不得而知的是：过不了五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仅在上世纪40年代，它就有17个新版或再版发行，并开始走进高中和大学课堂；1960年，《纽约时报》将其定义为“20世纪美国小说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它已累计卖出近3000万册，单单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倘若菲茨杰拉德还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税里打滚儿，而不是拿着最后一笔仅有13美金的版税支票抱憾而逝。
促成《了不起的盖茨比》命运转折的是二战。美国参战后，美国红十字会同出版社合作，推行了一项“口袋书”计划，一批篇幅不长、可读性强的小说印成了小开本，寄往美军前线。截至1945年，共计12300余册《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分发到了士兵手里，同是一战军官的盖茨比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这些年轻的战士不仅被盖茨比奋不顾身的爱情故事打动，更透过菲茨杰拉德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仿佛预见到他们打完仗回国后的样子。如果等待他们的和喧嚣的20年代如出一辙，那么在一个国力兴盛、物欲横流、价值真空的社会，他们将何去何从？如果力争上游、致富成名的梦想本身无可厚非，那么为实现梦想而不择手段、梦想成真后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如果盖茨比的执着坚韧令他们心生敬意，那么盖茨比令人唏嘘的结局是否也让他们不寒而栗？
“盖茨比相信那绿色的灯火，相信那年复一年离我们而去的令人迷醉的未来。它在过去曾从我们身边溜走，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们将更快地奔跑……终将有一天——”小说结尾，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的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故事，为将近一个世纪及未来若干年后的读者举起了一面镜子。从一个恃强凌弱、暴力与腐败泛滥的世界，一种物质至上、信仰蒙尘的社会氛围，一种贪婪恣意、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我们”若隐若现地看到了当下。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条不断攀爬、又不断下坠的生命轨迹，一种充满乐观与希望、却注定消逝与幻灭的宿命感，“我们”同样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一定程度上，这种重现是否也印证了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最后的预言：无论“我们”多么“奋力地向前划”，也无法阻挡“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或许正是这个不免扫兴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问世之初备受冷落，毕竟沉浸于20年代流光溢彩的人们不会相信，经济大萧条的乌云正在积聚，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世纪寒冬。或许正是这个具有跨时代警示意义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历久弥新的世界文学经典，一代一代的读者从中获得启迪，又在不断更迭的新时代一次次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过去。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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