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安静简谱（《傅雷与傅聪》的前世今生）

庚子岁末2020年12月29日清晨5点40分，接到在瑞典的舞蹈家江青给我发来的噩耗：“傅聪刚去世了。心碎。他是我最敬重的有赤子之心的朋友，一九六二年认识超过了半个世纪，上个月通了几次电话，刚刚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走得很安静。难以接受……”

前一天是杨雪兰女士辞世，今天是傅聪。疫情之年，命途多舛，离去的灵魂，活着的生命，我深深沉入哀恸。

这天我在朋友圈发文：傅聪，伟大的音乐家带走了一个时代。

在读大学时，对《傅雷家书》爱不释手，因为，里面有对艺术对人生的独到见解和谆谆教诲，倾注了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希冀。没想到终于有了与傅聪见面的机会，那是1985 年6月3日下午。上午，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中午北京燕京饭店与他汇合一同见傅聪。兴奋之余，我担心下午的排练。当时，我正在空政话剧团参加我的恩师王贵的话剧《W.M.我们》的排练（此剧后来成为80年代一部写入戏剧史的作品）。父亲不容分说，让我不要去排练了，他替我请假。我们在北京燕京饭店的餐厅与傅聪见面了。他一身黑衣，大脸浓眉，面目洁白和祥。他匆匆吃完午饭，带我们到了他下榻的房间。没想到，父亲和他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他必须去赴下一个约会，两人才依依惜别。我那时年轻，觉得是两个“天文学家”在谈人间的事。傅聪谈到高兴处，发出的朗朗笑声，至今萦绕于耳。父亲后来在当时很流行的一份期刊上发表了两人的对谈“与傅聪谈傅雷及其他”。我记得当父亲告诉傅聪想让《傅雷家书》中的人物在舞台上出现时，傅聪瞪大了眼睛：写剧本？父亲回复，想写一部不拘泥于写实的传记式的不同的戏剧。傅聪马上说，像布莱希特写《伽利略》那样具有象征性和哲理性的戏剧？我曾看过中国青年话剧院的《伽利略》（黄佐临和陈颙联合导演），演出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其中伽利略在赴死前那段台词记忆深刻。他学生悲痛地说，一个没有了英雄的时代是悲惨的。他却平静地回复学生：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才是悲惨！记得那天傅聪说过，我们中国还是少一些英雄，多一点凡人好。项羽那句“彼可取而代之”给民族带来了多少苦难。那天，这两位心心相惜的艺术家，对人生和艺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傅聪还说，他喜欢毛泽东的诗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并大声颂咏……

一年后，父亲终于写成了他一生唯一的剧作《傅雷与傅聪》并发表在“钟山”1986年第三期。剧本的开篇第一句话是：“人，应该是直立的……傅雷和他一家，是大写的人。当传统的戏剧法则无法表达我的思绪和内在激情时，我决定不受束缚，尝试着写一部诗化、电影化的戏剧。”但当时，上海、北京和香港的演出都没能实现，他带着遗憾走了，终年56岁，那是1989年炎热的6月。记得他临终前，我从纽约给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和主创团队已经把《傅雷与傅聪》的创作方案全部做好了，可是却因故不能排演……二十天后，他倒在了华山医院的走廊里。那晚，他那辆驮着他走完最后十年的永久牌自行车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主人……我也没能回去送父亲最后一程……他终于没有排成《傅雷与傅聪》。一年后，香港话剧团的艺术总监陈莹宁女士到纽约担任Four Seas Theater（四海剧院）总监，力邀我完成父亲的遗作《傅雷与傅聪》，但要用英文演出。我当时正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利用繁重学习空隙和周末假日，完成了剧本的翻译。1991年六月我到纽约开始排练，8月15日在纽约外百老汇的Pace Theater首演了此剧。首演那天，我母亲顾孟华、妹妹雪莲以及谭盾、李安、NBC的主播Garrick Utley夫妇、舞蹈家Florence Stanly夫妇等亲朋好友都来观看。全剧的最后一幕，傅雷傅聪父子两人是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相会，我用了一个很长的调度，从舞台的两侧让两人走向对方。此刻，两人都是穿着白色的古希腊式的长袍，傅聪一方的投影把傅雷的家书投满了舞台；傅雷一方是傅聪的乐谱也洒满舞台空间；父子俩人身上分别映现出家书和乐谱，他们像是在字迹和乐符里流动。终于，两人在舞台中央紧紧相拥，他们脚底的白布开始向外蠕动，露出了下面的红色，犹如溢开的鲜血……泪眼望花，此刻，神奇的事发生了，我抬起头在剧场的上空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父亲——胡伟民……首演很成功，当我上台谢幕时，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指了指剧场的上空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我父亲……”然后，请上了我母亲。观众都起立鼓掌。散场时，Utley夫妇前来祝贺，眼里含着泪……

第二天纽约时报和Village Voice都发表了很好的剧评。PBS连线采访了我和在英国的傅聪先生。当我讲到演出最后这一幕时，傅聪说，你父亲会感知这一切。他们都会知道……艺术有神奇的力量，艺术超越国界。

五年后，我们全家在洛杉矶见到了傅聪，他是来开音乐会的。那天，母亲宴请他。我们去了一家著名的中餐馆San Marino Huntington Drive。傅聪穿了一件中式浅蓝色外套，白色中式衬衣，头发梳得干净利索，眼睛炯炯有神。他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父亲在北京与他的那次会面，还说我比那时高了。他知道父亲于1989年突然逝世。“才五十六岁……可惜，可惜，可惜！”他一连说了三个可惜。我母亲与他聊起了上海的一些老人旧事。我告诉他，1992年与他在香港擦肩而过。他离开的第二天，我到了香港。

导演杨世彭曾告诉我，傅聪在看完香港话剧团的粤语版的《傅雷与傅聪》后评价演出“像范曾的画”。世彭前辈不知是何意思？我却猜出了几分。我同傅先生提起了这一段，他点点头说，“是，是像范曾的画……”他还问起了我纽约演出，我告诉他是与香港完全不同的一台演出，并介绍了一些演出的处理，包括音乐的选择等等。傅聪静静地听着，突然，大声用上海话说：“老想看一看！”我还告诉他，我的教授Denis Carroll在夏威夷也排了一台。那天午餐，我们相聚甚欢。这家餐馆是以本帮菜为主，红烧肉是招牌菜。最后，傅聪看着那碗红烧肉，认真地问大家，你们还吃吗？我们说不吃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我吃掉了。”他把剩下的红烧肉舀到自己的碗里，一个人边吃边说，“这家的红烧肉侠气（非常）道地，好吃！”神情完全像个孩童，我们都笑了起来。晚上，一身燕尾服的傅聪出现在舞台上，风度翩翩，音乐厅里座无虚席。那晚，他弹了肖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恢宏大气，曲子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舞蹈的旋转节奏。时快时慢的玛祖卡让人痴迷。傅聪当年就是弹奏玛祖卡获得“金奖”。面对久久不散的观众，他两次返场弹奏。我们全家都去了，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第二天，傅聪去旧金山。他不知道，我也悄悄跟去了。当音乐会结束，我出现在后台祝贺他时，他有点吃惊：啊，侬又来了？我说，机会难得，我必须来啊。他说，今天不好，有点问题……我说，太好了。《船歌》感动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他笑了，拍了拍我。接着，就被人拉着去拍照。他转过头，有点歉意地对我笑了笑，走了。这是我看到他被簇拥着的最后一个背影……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傅聪先生。后来听一个朋友说，他在上海住过一段，是在吴兴路的一栋房子里，与她是邻居。后来，可凡告诉我，傅先生买下的那个房子还有他的功劳。可惜，当我回上海时，他已返伦敦。

从1991年《傅雷与傅聪》在纽约首演至今，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此剧还没有用剧本的母语——汉语演出过。其实，我也一直害怕重排此剧。因为，至今为止，这是我排过的最为艰难的戏。除了创作的艰辛，傅雷傅聪父子的对话似乎也是我们父子的心理交流，那种重叠，那种渗入心灵的折磨，是精神和情感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沉重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