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壤王郎(“王郎太差劲了”丈夫是王羲之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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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王郎(“王郎太差劲了”,丈夫是王羲之儿子)

说起谢道韫,大家耳熟能详,毕竟“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在教科书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东晋才女的大名深入人心。而实际上,谢道韫真正的名声,是从腌臜丈夫开始的。

《世说新语》有载,谢道韫回家,闷闷不乐,对丈夫——王羲之之子王凝之百般不满。叔叔谢安问她何故,她答:“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大意便是我们谢家各个人才出众,但没想到,天下竟然还有像王凝之一般平庸的人!

“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琅琊王氏是一个不逊于皇族的存在,王凝之更是被王羲之认为是最得意的儿子,谢道韫为何敢于如此直言不逊,不给自己丈夫、也不给王羲之留一点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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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从谢道韫叔叔谢万言行上,也可看出一二。谢万参加酒席,同席之人将“王谢”并提,谢万大怒,觉得自己受到侮辱,“勃然而出”。

可见,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对于彼时的谢氏家族而言,虽是姻亲,琅琊王氏也已不是一个值得敬畏和尊敬的士族。而事实上,如周一良先生所言,“谢家务实,王家务虚”,到了淝水之战后,二者从已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两晋时士族名士推崇空谈,而轻视事功和武力,但每到权利争端之时,又必须依靠谢氏等,以武力为最终解决方案。这成了贯穿两晋一个最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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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到了王羲之这一代,崇尚文艺、空谈与享乐的王氏,已经成了虚有其表的空架子。王羲之所代表的,不仅是人所乐道的魏晋南北朝的诗词书画,更是整个时代避世和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

可以说,王羲之就是“魏晋风流”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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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与玄学

魏晋时期的士族,就如同躲在沙漠中的鸵鸟,乐于清谈,厌于实干。越是上层士族,越要能夸夸其谈,而那些具体的公务俗事,只有下层的庸人小吏才会去做。

如《梁书》名言:“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整天只知道忙碌的人,都是俗人啊,清贵之人是不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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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王氏,便是靠着清谈起家,王羲之的祖上王戎、王衍等人,更是擅长老庄之学的玄学名士。王羲之本人在事功方面无多建树,并非经国的才器,但是在清谈与玄学领域,却是一把好手。

《兰亭集序》中“一死生为虚诞”云云,便是他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在兰亭集会上,王羲之除了写出名垂千古的《兰亭集序》,还谈玄论道,做诗多首,来与别人进行辩论。其它作品如《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等,都是王羲之的论道名作。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也曾奉献过经典段落。他担任骑兵参军时,桓玄问他担任什么职务,王徽之回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只是经常见有人牵马过来,可能是马曹吧。”桓玄又问他官府有多少马,死了多少马,王徽之不耐烦的回答说:“我又不过问这些俗物,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又怎么会知道死了多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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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世

在崇尚老庄玄学的同时,绕不开的,自然是避世。

避世是中国古代文人传统,不仅老庄,连孔子也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魏晋初期的隐士,还颇多保留了避世的传统,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为了躲开司马家的迫害,就长期游离在政坛外,以隐士的形象存在。但是到了后期,避世完全成了养名望的终南捷径,把自己隐藏在山野之中,不问国事,才能显得自己出尘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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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管宁割席”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由于华歆羡慕高官厚禄,管宁觉得这个朋友太俗了,就愤而割了席子,和朋友一刀两断。

王羲之晚年,也有过一段隐士生涯。由于官职比仇敌王述低,为了体现自己的“气节”,王羲之愤然去职,和好朋友们游山玩水,以钓鱼饮酒为乐,甚至远赴千里去采药,俨然一副隐居客的形象。

王羲之的这种避世,一方面是受时代风气,即老庄思想熏陶所致,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也和当时佛道盛行有一定关系。

南北朝算是中国历史宗教色彩最为浓郁的时期之一,乱世之下,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麻醉自己,佛教和道教的轮回,就成为了士族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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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南北,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极力推崇佛道,登峰造极的梁武帝,更是数次把自己舍身给佛教,然后让大臣用巨资赎回。老百姓和商贩的宅院,更是被强制征收,用来修建寺庙和道观。

比如《洛阳伽蓝记》所载:“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琅琊王家世事“天师道”,王羲之和儿子们名字中的“之”,就是天师道的一个宗教意向。王羲之本人也喜欢素食,和僧人道士交往,追求升仙与长生不老,甚至学习道教“仙人”遍游名山,采摘奇珍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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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建筑的盛行及影响

和佛道息息相关无法避开的,还有园林建筑。

自古以来,园林在南方文人生活中就有重要地位,它是建筑文化、书画文化、诗词文化、山水文化以及避世文化的一个集成,也是体现一个家族气度涵养、家族底蕴的门面物。尤其随着魏晋时期佛道的盛行,园林更成为了士人们生活的风雅体现。

王戎、桓玄、谢灵运、庾信等人的的庄园,都各具特色,石崇的金谷园,更是臭名昭著。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士族豪门大肆圈占民宅和民田,封山锁林,甚至到了“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小民薪采鱼钓,皆责税值”的地步。士族之下,平民百姓的日子有多辛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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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记载,王羲之晚年居住在金庭修仙访道时,就圈占山水,扩占田园,“广有良田,跨地千里”,王羲之本人写给妻弟的信中,对此也是颇有得意。

既有豪宅美景,怎能没有酒相伴?

饮酒文化,自古而然。酒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不可或缺。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喝酒都又讲求一个中庸,保留几分克制,如孔子所言,“惟酒无量,不及乱。”

然而到了魏晋,这种克制的酒文化,就被暴饮和酗酒所代替了。比如王羲之祖上王孝伯的就有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饮酒已经成了名士们标榜自我的招牌。东晋名士王大也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三天不喝酒,感觉肉体和精神都受不了了)。

王羲之的经典《兰亭集序》,便是在酒酣胸胆尚开张下,横空出世的,对于王羲之而言,可以无肉,但不可无酒,晚年政坛失意时,酒更成为了王羲之最好的朋友,长伴一生,直到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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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成为名士,光喝酒还是不够的,还得同时服五石散。

根据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说法,五石散包含了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五种矿物质,虽会让人在服用后一时舒爽,但副作用简直比鸦片更甚。

即使如此可怕的药物,却成了名士们的最爱,成为了居家旅行之良药。甚至北魏道武帝、后秦姚兴等人,都曾服用此药。

王羲之笃信天师道,闲来无事时就喜欢寻访名药,对于五石散更是钟爱。老年之时,两个心爱的孙女相继病亡,痛不欲生的书圣,更是一日不能缺了五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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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记

从王氏家族的兴衰中,窥一斑而知全豹。宗白华有言: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当然,这也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魏晋作为中国古文学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无数瑰丽的辞文诗篇,对后世唐宋文学、甚至明清小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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