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务员(我所经历的“电话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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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务员(我所经历的“电话机”历史)

“六”这个手势表达了跨越国界的共同情感。巴西籍明星足球运动员热苏斯常在进球之后,用打电话的手势来致敬他的母亲。他在巴西贫民窟长大,正是母亲的辛苦工作和支持,才使得他有今天的成就。90后、00后对“六”这个手势可能有些隔膜,这个伴随着手机长大的一代,对电话机的历史可能更加陌生。

前段时间,我挖掘出了电话机芯片王者天讯龙和创始人叶晶的故事,这是中国第一颗销往全球的爆款芯片,目前依然在海量销售。

这辈子,我用情最深的是电话机,想起好多关于电话机的故事,有感动,也有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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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拯救61位工人生命,电话发挥关键作用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入选了我们当年的初中语文课本。当时读起来就感觉惊心动魄,现在再看,也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60年2月2日正月初六,山西平陆县丰南公路的工地上有61人食物中毒,生命垂危。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效,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并且必须在正月初八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遗憾的是,联络周边城市都没这个药,打破“黄河不夜渡”的老例去找药也枉然。

2月3日(正月初六)中午,平陆县委郝书记决定向卫生部挂特急电话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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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新中国已经构建了覆盖不少城市的长途载波线路。1963年,成都到拉萨的3路载波电话工程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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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信博物馆收藏的国产六路载波机

药在北京找到了,但物流需要大量的协助和紧急动员,电话是最重要的联络手段。文内写道:平陆县邮政局的电话铃声一阵疾响。从下午3点开始,平陆——北京的长途电话已经成为一条极为敏捷的专线。这电话又是空军领导机关打来的。守护在电话机旁的邮政局长董鸿亮同志,忙把电话接到县委会。郝书记接过电话,只听见:“请赶快物色一块平坦地带,要离河道远些准备四堆柴草。飞机一到,马上点火,作为空投标志!”“好!立即准备!”

药品于当晚11点半成功空投,赶在最后关头,61位工人的生命得到了成功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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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断重演。60年之后,新冠疫情全球爆发,通信网络也成为了全人类最重要的基础保障设施。

乡村广播:最早的通信手段

幼年我住在农村,没有电,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只有煤油灯昏暗的光,治安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

每家每户却有了广播,这是一个喇叭。本地不用电源,尽管音质不好,但已让人满意。广播线就是一根粗铁丝,从大队部一路牵过来。我还记得有次大人将喇叭拆下来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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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里放新闻、音乐,给大家带来资讯和欢乐。做为家里唯一的电器,很多人家都做了个漂亮木盒子将其保护起来。

广播只是单向通信,懂电子的上海知青将之改成双向通信。上海知青沈国强回忆: 大队部开通了“有线广播”,家家户户挂了一个喇叭,大队部有个总扩音机,每天定时放广播,因为我和在我们生产队南胖组插队的徐建生各有一台收音机,我们俩就改了一下收音机的线路,把它们挂到大队的线路上,我们在自己的收音机里讲话,家家户户的小喇叭里也会有轻微的声响,而对方对着小喇叭喊话,我们的小收音机也会收到声音,这样就等于在大队范围内的“大网”里我们又架起了一个“有线通信”的“小网”,我们讲的都是上海话,等于我们的通信还被“加密”了,上海知青可以互相通过我们“中转”通话,而老乡听不懂,也插不上话,我们也算进入了新一代的“电子通信”方式了,晚上我们经常能通通话,尽管声音不太响,但是从此沟通了相互的联系了,如果谁的家里寄来香肠、咸肉什么好吃的东西,在小广播里用上海话一叫,大队范围内的上海知青听到了都会约好时间来“分享”,往往就是“一扫而空”的结局。

类似技术我后来也搞过,东大的王祥富老师带我们做过无线麦克风。采集声音后,调制到收音机可接收的频率,再通过收音机放出声音。我们将麦克风放在隔壁宿舍一个同学的枕头下,想偷听他们的夜话,结果被发现了,只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嚎叫:我流着口水看着你们!

农村通信:从“摇把子”到“电灯电话”

1978年,我6岁那年,去了父亲所在的湖南南县游港公社学校。

这里有台烧煤炭的小型火力发电机,政府、粮站、学校等核心部门有电,还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第一次扯电灯线的时候,我很紧张,随后感到很好玩,这是我人生第一个玩具。6年后,1984年,10岁的刘强东第一次到镇里看到了电灯,也令他一辈子难以忘记。

年年防汛,有磁石电话机。“摇把子”的目的是振铃,能送出70-90伏交流电压,振动对方铃响。如果全速摇动手摇发电机的摇柄,可产生110伏至170伏交流电压。电话机里装有两节3伏的大电池,通话的时候是用电池的,不用摇把子。

线务员是一份有风险的工作。如果电话摇得太快,电压太高,就可能将线务员从电线杆上打下来。

线务员(我所经历的“电话机”历史)

1981年分田到户之后,大家各顾各,广播和电话线路无人维护,迅速衰落。

八十年代中的一个周末,我临时起意去乡里同学玩并过夜,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想打个电话通知家所在的县一中大院收发室。找到了当地公社的老电话,但线路断了没打通。第二天赶回去,本以为会挨顿暴打,没想到父母对我却非常客气。他们担心我是离家出走,已经深刻自我检讨了一夜。太阳真是从西边出来了。

湖南农村通信的大幅改善是从2000年开始。搞“百万大放号”,也不再收初装费。采用现代化手段,在农村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通信网络。我的农村老家也户户装了电话,实现了“电灯+电话”的玫瑰色梦想。

电信局开户的人跟我舅舅说,以前是西门子,现在用国产(据说是中兴),如果有什么问题,您老担待点。我舅舅回答:以前用不起,现在用得起,什么都不是问题!

农村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海外之后,发现亚非拉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难以铺设传统电话线路,不像中国和传统发达国家,有些地方甚至都没有电。2001年,印度整个国家的电信普及率只有0.3%,在农村则接近为0。

2004年,我在菲律宾,坚决推广价廉物美的GSM,找到了整体搬迁的商业模式。华为因此掉转枪头全球疯狂拓展GSM,一个GSM基站就可以覆盖方圆几十公里。来自中国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最便宜的只要区区几个美金,可拆卸电池充一次可以用20多天,村口的小卖部可以方便地充电。全球的移动通信就轰隆隆地成长了起来。

校园电话:从难打通到可以“煲电话粥”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宿舍楼只有一门内线电话,很难打通。

1990年,我来到了南京的东南大学,每个办公室和每个宿舍楼都有电话,是学校总机的内线电话,电话是转盘式的,拨起来有哗啦哗啦的声音。我和叶晶有三年的交集,后来他去了深圳,创立天讯龙并成为全球座机芯片王者。

有天晚上,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回宿舍,这是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节目的第一天,主持人正在等待听众打电话。我抓住宿舍楼的电话打了进去,居然通了。主持人问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说无法集中注意力。他直接给我扣了一个帽子:你亢奋! 回到宿舍,大家冲我大喊:你亢奋啊!这个节目后来成为南京最有名的电话访谈节目,而我是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通知学生下楼来接电话挺麻烦的。能打通电话并喊到人,都是撞上了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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