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死前仍在为华争取权益)

浮光掠影知识网SEO专员

蒲安臣(死前仍在为华争取权益)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列强欺凌,不仅丧失大片国土和难以计数的利权,甚至在内政外交方面也遭到欧美的掣肘,其代理人往往在清廷的经济、外事等部门中占据要津。在这些洋“大人”中,有一位曾被清廷任命为大使,并为维护中国的权益而积极奔走于欧美各国,最终因公殉职于沙俄。此人,便是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蒲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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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

蒲安臣本名安森·伯林格姆,1820年出生于纽约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184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担任律师并开始投身政治。蒲安臣是个坚定的民主派和废奴主义者,1856年曾发表著名的演讲《马萨诸塞州的抗辩》,由此获得广泛的赞誉。作为共和党的创党元勋,蒲安臣从1855年开始担任国会众议员,并连选连任直到1861年。蒲安臣之所以跟中国产生联系,全是拜一场外交风波所致。

原来,蒲安臣在1861年春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他千辛万苦地抵达巴黎时,却意外地收到奥匈帝国拒绝接受其任命的消息,原因是他曾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讲,因而被奥匈帝国视作“不受欢迎的人”。对于奥匈帝国的做法,美国政府虽然表达了抗议,但最终却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为了安抚蒲安臣,林肯只好改派他为驻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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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德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达北京,成为首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作为国务卿西华德对华“合作政策”的积极践行者,蒲安臣在任6年间,始终秉持着友好、合作的态度跟清廷进行交往,并一再向其他列强提出倡议,呼吁在中国展开公正的外交活动,并共同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领土完整。蒲安臣在华外交实践赢得清政府好感,成为清廷最信赖的外国公使。

任期届满后,清廷总理衙门为蒲安臣举办盛大的饯行宴会,席间觥筹交错,气氛甚是融洽、欢快。然而,正当蒲安臣收拾完行李,准备返程归国时,却意外地收到恭亲王奕䜣的一个特殊邀请,希望他能够出任中国大使,办理跟列强的交涉、签约事务。对于这个毫无先例的角色,蒲安臣期初深感为难,但出于对中国的好感,他还是愉快地接受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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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

其实,奕䜣之所以邀请洋人来担任中国大使,除了信任蒲安臣的能力和为人外,还有一个难言的苦衷。原来,《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期将至,清廷担心列强会趁机“索要多端”,急需事先遣使欧美各国以了解他们的意图。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精通西洋事务、熟悉外交礼节、善于谈判的外交专才,若遣使非人,恐怕会有损“天朝上国”的颜面。因此,委派洋人出任中国大使,由他跟列强进行交涉,未尝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在争得蒲安臣的同意后,奕䜣立刻上书慈安、慈禧两位太后,陈述他这样做的原因。奕䜣在奏折中对蒲安臣的能力夸赞备至,称此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与此同时,奕䜣还特别指出,由于中外礼仪的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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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

两宫太后虽然都是妇道人家,但比整天把“祖制”挂在嘴边的保守派毕竟要开明些,因此并没有考虑多久,便批准奕䜣的奏请。就这样,本打算卸任回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清朝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肩负起代表中国出使欧美、谈判签约的事宜,堪称“破天荒”。说句题外话,在中国外交史当中,蒲安臣是唯一担任大使职务的美国人,也是唯一一位担任此职的外国人。

经过一番紧张的张罗后,蒲安臣使团不久便组建成功,成员共有30人,由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分任左右协理。为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清廷又任命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同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使二人在名位上蒲安臣相同。然而,无论是志刚还是孙家谷,都是粗通洋务而已,其重要性远不及蒲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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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黄龙旗

为了应对出访的礼节之需,清廷还委派蒲安臣帮助中国设计国旗,而后者在综合各方意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文化后,最终设计出一款三角黄龙旗,其样式为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这款三角黄龙旗,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面正式的国旗,前后使用20年,直到1888年才被四角龙旗取代。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正式出访欧美各国,而其受访目标,正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蒲安臣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刚刚抵达美国,便以中国利益代言人的身份频频发表演讲,呼吁美国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并一再重申中国欢迎欧美各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对此,约翰逊政府并没有指责蒲安臣“吃吃里扒外”,反而认可他的表现,而美国各界对蒲安臣同样充满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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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安臣使团

借助这种友好的氛围,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代表清廷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署《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不仅可在对方设立学堂,而且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两国侨民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到歧视。翌年11月23日,经双方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后,该条约正式生效,这也是中国跟列强间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离开美国后,蒲安臣使团接着出访英、法、普、俄,除在英、普两国得到积极的成果外,在法、俄两国则遭受挫折。据志刚在日记中披露,蒲安臣在俄期间竭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希望能妥善解决中俄之间的领土纠纷,但对方的强硬、不合作态度,却让他屡屡碰壁。由于压力过大、心情苦闷,外加舟车劳顿、不胜风寒,蒲安臣不幸罹患肺炎,并在1870年2月23日猝逝于圣彼得堡,终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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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给蒲安臣的任命谕旨

蒲安臣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清廷不胜悲哀,两宫太后特意颁发懿旨,追赠蒲安臣为一品官衔,并发放抚恤金1万两白银。对于蒲安臣的表现,中美各界均赞誉有加,其中梁启超便称赞《蒲安臣条约》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则称:“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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